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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隋唐及五代十国的钱币铸行
     2007-08-01 来源: 中国网

    1 隋朝钱币

隋五铢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国而立,后又并梁灭陈,使分裂达370年之久的天下归于一统。隋自统一以后,由于文帝躬行节俭,更主要的是人心思治,民气兴旺,国势不断强盛,府库充盈,十余年之后,隋炀帝上台。隋炀帝凭借文帝时积累的巨大财富,大肆挥霍。他建东都(洛阳)、挖运河、筑长城、修道路;开边、耀威、侵略、游玩,役力过甚,奢靡过繁,致使百姓穷苦而不胜负担,最后饥民蜂起,隋炀帝身遭杀戮,隋朝仅存在了三十七年。

    然而,隋初货币极为混乱。北齐的常平五铢和私铸的常平钱,北周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钱,以及南朝的陈五铢、太货六铢,甚至刘宋的鹅眼钱,萧梁的剪边钱等,在商业领域继续参杂流通。河西诸郡还使用西域的金币、银币。这些钱币精劣大小轻重不一,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因此,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中央政权,巩固封建统治。隋文帝下令整顿货币,铸行统一标准的五铢钱。隋五铢有两种,分两个阶段铸行:一、隋文帝开皇六年至仁寿四年(公元581-604年)铸行“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二、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铸行“五铢白钱”。

    开皇五铢又称置样五铢,文帝开皇年间铸。为保证新钱质量,推广新钱,政府明文规定每千钱重四两二斤,命各关置百钱为样,合乎标准才入关,否则销毁,重新铸造。并且禁止各种旧钱的流通。至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货币终于统一,专行五铢钱。

    开皇五铢制作精美整齐,形体大小轻重不一,标准钱一般为2.5厘米,重约3.0-3.4克,小型者钱直径为2.3厘米,重约2.25-2.3克。“五铢”面文为篆文,横读,“五”交笔斜直(也有稍弯曲的),穿孔右边铸有一竖线。背面皆有廓,边廓且较阔。

    五铢白钱大概为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所铸。此钱,因币材配有锡、铅等其他金属,所以钱色发白,被称为“白钱”。其形制大小、轻重与开皇五铢相同。隋炀帝苛贪残暴,挥霍糜费,很不得民心,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币制大乱,老百姓也难以忍受他的剥削、压榨和欺凌虐待,都盼望着他早日倒台。隋五铢的“五”字左边多有一竖线,旋转过来看像一个“凶”字,人们借机发泄说:“此钱为凶钱,杨广凶多吉少,注定没有好下场。”

  2 唐朝钱币

开元通宝

    隋朝末年,人们再也无法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了,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统治者。这时候隋朝的大官僚唐国公李渊,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个政权就是后来的唐朝,李渊也就是后世称之为的唐高祖。

    李渊初入长安时,民间使用的是隋代的轻钱,积八九万枚才满米斛,乃于武德四年,一改历代以“ 铢 ”“两”为钱名的货币制度,铸行成为“通宝”的钱币,取名为“开元通宝”,也有读作“开通元宝”的,但按照开创富熙安定完美生活和开辟新纪元的意思来读“开元通宝”较合适。“通宝”也就是通行的货币。开元通宝的钱文由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家欧阳询所书,有八分及篆隶三体,这也是钱文有书人姓名在史书上的第一次纪录。这说明唐初铸开元通宝是一件大事。“开元通宝”四字笔力苍劲,意态精密,端庄俊雅,凝重雄浑。

    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积十钱为一两,千钱重六斤四两。因为唐代一斤比西汉一斤重一倍多,故开元通宝比西汉五铢钱略重。开元通宝钱的创制与秦半两、汉五铢钱一样,是我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至此,我国的金属铸币正式脱离了以重量为钱币名称的体系,而称之为“通宝”、“元宝”。而从这时开始,我国的衡法两以下不再以铢为计算单位(唐以前是用铢,二十四铢为一两,是二十四进位),而是改用两、钱、分、厘的十进位法,其中一钱为3.73克,即指开元通宝一枚钱的重量,十钱开元通宝等于一两。开元通宝还以其大小轻重适中、名称形制合宜等,而对我国币制的革新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整个唐代的主要流通币,而且成为唐代以后一千多年的铜钱楷模。明清两朝均采用其形制,五代的南唐和闽当时也曾铸造过开元通宝。

    唐朝的开元通宝有金、银、铜、铅各种币材和大中小各种版式不下百种。唐代铸钱炉最多时的天宝年间有49处,当时规定铜钱的成份是铜83.32%,白蜡14.56%,黑铅2.12%,每年使用铜料21200斤,白蜡31700斤,锡500斤。唐初时铸的钱内外郭齐整,背面平坦光洁,书法及做工为时人所重视,不仅有使用价值,而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大诗人杜甫诗云“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说的就是天元通宝。

    唐代开元钱和其他唐代钱的背部,有的有一个突出的圆点,有的有一条或几条弯曲的凸钱,有的甚至还有浮云的标记,这种圆点和凸钱,钱币学叫做星月纹。钱背星纹分穿上星纹,穿下星纹,月纹上弯叫仰月,下弯叫俯月,穿旁侧立称侧月。关于开元钱的月纹和浮云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以至于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有的说是唐高祖李渊时,下边进呈开元钱蜡样时,文德皇后不留意掐有一个指甲痕,人们认为是圣上的旨意,就依样鼓铸了。还有更荒谬地认为是明皇宠妃杨玉环的指甲痕,因为唐明皇用过开元年号,而杨贵妃又是深得宠信甚至代阅奏折,自然会过问铸币事,就断定指甲痕为杨妃所为。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因为钱上的 “指甲痕”有粗有细,应是不同铸钱炉的标记,而浮云应是祥云的意思,代表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除此之外,开元通宝还有“元”字左挑右挑、双挑之分。最初铸的开元钱元字不挑,武德年间所铸,元字左挑出现。右挑开元钱应是贞观年间及其以后所铸的;双挑开元数量极少,应是高宗时的纪念币性质,有大事件发生时所铸。唐玄宗以后的元字仍有挑笔的情况,但因其铜质、重量、轮廓等均与以往不同,分辨比较困难。

    前面讲到的开元通宝钱币币材多种,除铜以外还有金、银等,其中银钱较多,金质开元传世较少。但是在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的唐代窑藏,一次曾出土过开元通宝30枚,银质的出土了421枚。这次出土的金质开元,形制和钱文字体都与初唐的开元通宝铜钱非常相似,只是钱径略小,直径为2.4厘米。唐代所铸的 开元通宝金银钱,并不是作为流通货币的而是主要用做宫廷赏赐或玩赏的。如唐《开元天宝遣事》说,“内廷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此外,唐玄宗观看杨贵妃给安禄山 “洗三”时,也就是安禄山生日的第三天,杨贵妃用锦缎象包裹新生儿一样把安禄山包裹起来,用轿子抬着,众人感到新奇,大声喧闹。玄宗看着高兴,就赐给杨贵妃洗儿钱。唐朝的金银钱主要用于赏赐、馈赠,此外也用作祭礼等,他起着支付的作用,但不用于流通。

乾封泉宝

    唐高宗武德初年时,所铸的开元通宝钱数量不多,旧钱与古钱在此时已渐退出流通,市场中钱币不足,直到唐太宗贞观初年时,交易时仍有用布帛的。朝廷怕出现那种隋朝时的通货膨胀,市场上虽然需要钱币,但却小心谨慎,不肯增加发行,反而还鼓励以物易物,大力疏导通货回流。当时是一斗米只需三五文钱,老百姓零用时大感不便,虽用布帛,却太不灵活。同时中国同海外各国的交流也日渐增加,钱币大量外流,这一切都使国内交易感到乏力。由于这些原因,民间私铸行为渐渐又起。私铸钱虽然比较小,但有的质料铸工都还可以,所以有的地方把它当官钱使用了,以两三枚抵官钱一枚。私铸钱能够与官钱并使不冲突,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唐高宗时,政府看到通货紧缩的利益却为私铸者所得,大感不满,命令取缔私铸,并以五比一的比率用官钱换私钱。但缺少人问津,甚至有把私钱收藏也不兑换的。于是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推出“乾封泉宝”,以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行使,目的似在于增加发行,刺激物价,使私钱失去存在的依托。乾封泉宝直径2.5厘米,隶书,旋读,光背,铜料精纯,铸工良好。在中国钱币史上,钱文用泉宝的也极少见。但此大钱推出后效果并不好,老百姓对大钱并无兴趣,更为害怕通货膨胀,因而纷纷收藏开元钱,致使私钱大涨,到最后也不见了,只剩大钱。朝廷见此情景只得下令停铸,以流通的乾封大钱以一比一开元钱行使之。唐玄宗初期,朝廷吸取经验,再次整顿私钱,先鼓励生产,扶植商业发展,铸造开元钱时,只有新钱质量达到标准才准流通,以增加官钱信用,且增加铸量,挤兑私钱。这次所铸的新开元钱,元字也有挑笔的区别,背文增加了星、日纹等。

    唐玄宗后期发生的“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个叛将也发行过钱币——“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这场大乱起于天宝十四年,至肃宗广德元年始告平定,前后九年。虽然导演这场变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早已灰飞烟灭,但是他们铸行的德壹元宝与顺天元宝却时有所见,这一对短命钱也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它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悲怆的往事。

    唐朝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政治腐败,藩镇继起,安禄山率先反叛,其部将史思明很快占据了河北十三郡。唐明皇从笙歌艳舞中惊醒,丧魂失魄,仓惶出逃,急急如丧家之犬。公元789年,叛将史思明占领魏州称“燕王”(另一头目安禄山被其子杀死),铸“得壹元宝”,第二年又据洛阳,称燕国,自称“大燕皇帝”,建元“顺天”,遂罢“得壹元宝”而铸行“顺天元宝”。得壹元宝在很短的时间内铸而又废,这可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的问卜的故事有关。晋武帝登基时,曾求告上苍,以卜世数,结果不想简策上的数字竟是“一”字,意味着晋王朝只能一世而终。这时司马炎吓得浑身发抖,朝臣们面面相觑,只有大臣裴楷引经据典从容地说道,臣闻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他的这席话使司马炎和噤若寒蝉的群臣们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顿时转忧为喜。但是裴楷的能言善辩毕竟掩饰不了严峻的事实,其时司马家王朝已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了。到了司马炎的儿子晋惠帝手里,八王作乱,国家倾覆灭亡危在旦夕了。史思明想当“始皇帝”,得一是为天下专,盼望着父传子,子而孙,子子孙孙,相传万代。但是他对“一”字也心有疑虑,故在铸钱时把“一”故意写成“壹”。后来他占领了洛阳后,踌躇满志,以为天下非他莫属,但他还是不敢草率行事,借着改元,把“得壹”钱废掉,改铸顺天钱了,以附顺于天意之意。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顺天”不顺,“安史之乱”不久即被平息了,“得壹”、“顺天”这对伪政权的钱已就悄然地退出了舞台,成了历史的陈迹。得壹钱铜色较红,制作精整,钱文为隶书,钱背多见月纹,而顺天钱形制同得壹钱,但钱体略重。顺天钱铸造仅一年有余,而得壹钱时间更短,因此所出甚少,故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

    乾元重宝

    乾元重宝(背朱雀 )

    乾元重宝(背星文)

    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行“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钱径2.7厘米,重5.97克,钱文隶书,顺读,书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的。政府于乾元二年铸行乾元重宝重轮钱,钱背面外廓双层,故叫 “重轮钱”,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文。重轮钱钱径3.5厘米,钱文隶书,顺读。这两种“重宝”在发行中不断减值, 乾元重宝重轮钱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后再改与乾元重宝重轮大钱都以一当三,直至一当一行使。另一方面,在货币不断减值的情况下,物价却不断抬高,一斗米涨至七千文,以至于饿死的人相枕于道。到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大钱,独行开元通宝小钱。

    

大历元宝

    唐代宗大历年间似曾铸有“大历元宝”钱,史书未有明文记载,但传世有实物。此钱径2.3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为小平钱,背无文。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史书曾有铸钱记载,但也未记载是什么钱,料应仍为开元通宝;此外传世有“建中通宝”钱,钱径2.1厘米,重1.8-2克,钱文隶书,旋读,光背无文。这两种钱铸造较粗糙,在新疆等地发现较多,而内地倒较少见,在1992年新疆库车(唐代称安西)附近曾出土过大量的建中开元及乾元钱等。这些钱铜质具有新疆当地所产之铜的特点,并非中原所产的铜,故应是唐时所设安西都护府时驻扎在此的守军自铸的钱币。

    德宗时恢复通货紧缩政策,减少钱监,停止铸钱,市场中通货经常不足,因而物价无力,钱币的购买力颇高,此后各帝王莫不谨守此法,不敢踰越,直至唐武宗继位,毁佛铸钱,铸行背记铸地名的开元通宝,称为“会昌开元”。佛教从东汉初传入我国后,迅速被当时的中国社会接受了,轻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漫长的历史岁月的传播,到了唐代已极为兴盛。那时是佛教繁兴,寺院林立,人们以当尼姑、和尚为荣,连皇帝都要过几天的寺庙生活,以表示超凡脱俗从而得到佛祖的超度。那时,寺庙的规模很大,不但规模大,而且里面的铜像也极多。据《旧唐书·王缙传》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仅一座寺庙就耗资巨亿,全国的寺庙佛像用掉的铜就要以数十万吨计了。国家的铜源都被放进寺院,成为寺院财产了,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等经济生活。到了唐武宗李炎时,无铜铸钱的局面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李炎此人从小就不信佛,甚至说:“穷吾天下,佛也。”一个毁佛铸钱的构思渐渐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会昌五年,李炎在他登基后的第五个年头,毅然下令毁佛铸钱。他规定西京(长安)只留寺庙四座,东京留两座,其余的一律拆毁,僧人还俗,没收寺院良田,和尚尼姑们遣回原籍,从事生产。把寺院内的佛像,僧尼钵盂、钟磬、用具统统砸碎,化铜铸钱。扬州节度使李坤率先铸造背有“昌”字的开元通宝钱进呈,朝廷下令各地仿铸,并于钱背添铸各自州名以便检查。这种背文记地名的开元通宝俗称会昌开元。这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大部分信佛的人都不满意,但社会上的财富增加了,货币流通畅快,人民生产、生活安定了,也就逐渐得到了全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毁佛铸钱也使李炎成为历史上的一位明君。

    会昌开元已经发现的背文计23种,有“昌、京、洛、益、蓝、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梓、兴、梁、广、福、桂、丹、永”。其中“平、桂、丹、福”少见,“永”字尤罕见。会昌开元比官炉开元钱略小略轻,铜色较红,制作较粗陋,其铸地广,地名多,欲全部收齐颇不易。

    “开通玄宝”是唐代最后一种钱,直径2.2厘米,大小和乾元重宝小平钱相似,钱文隶书,光背无文。据史书记载为桂阳钱监所铸,数量极少。因其钱文为“玄宝”,一般认为是功德钱,是为讨信佛的唐懿宗欢喜所铸。

    开元通宝是唐朝时期的主要流通货币,铸行了近三百年,时间长,数量大,版别也较多,但绝大多数为小平钱,大钱非常罕见,也有争论。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建中初,掌判度支(财政官员)赵赞采连州(今广东连县)白铜钱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这里说的当十大钱,未见过实物。陕西去年曾发现一种开元通宝大钱,径长3厘米,不是新出土的,铜质非今日所见之白铜。在《历代古钱图说》中有一种唐代开元大钱拓本,钱径4.2厘米,钱文笔画清秀,隶书体,不知是否为史料中所说的白铜大钱。关于开元大钱应进一步研究。

  3 五代十国钱币

    唐代的开元通宝是我国货币史上最成功的钱币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唐亡之后,民众对它的信任和喜爱并未减少,仍是安定市场的重要手段。五代政府虽不铸开元钱,但另行铸币却无法改变开元钱在市场中的地位,犹如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出现,一浪一浪地被淘汰。

    五代时铸的第一种钱是后梁开平年间(公元907-910年)所铸的“开元通宝”直径3.5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书法较差,笔画生硬,“开” 字为异笔,光背。铸工与铜质均不佳,钱文书法尤差,几不成文。朱温篡唐后,前朝大臣改奉新主,其中位居要职的大有人在。他们多数科甲出身,任何人的书法都要胜此钱文千百倍,怎么说也不至于让如此水平的人来书写钱文。想来写此钱文的很可能是他们的太祖朱温,但不能确定。此种开元通宝铸量不多,且传世极少,为极罕见品。

    后唐李氏以恢复唐朝正统为号召,灭梁之后铸行新钱,仍沿用开元通宝之称,中间屡遭变故,旧钱日少,所剩不。而之后的后唐庄宗时,兵事渐少,商业略盛,市场中钱少不便,乃于天成年间(公元926-929年)铸“天成元宝”,以便流通。此钱径2.4厘米,钱文隶书,旋读,书法浑厚凝重,轮廓阔壮,较为精良。但此钱民间有私铸者。另外有“青泰元宝”,是最后一个皇帝李从珂于清泰年间(公元934-935年)所铸。钱径3.4厘米,钱文隶书,顺读,书法平平。后唐十余年间变动迭起,似不应铸钱。所以现在学者有认为此钱乃仿自北宋 “崇宁重宝”,并不是后唐清泰年间所铸。

    后晋只铸过“天福元宝”。史载“天福三年(公元939年),诏许天下民人自铸,文曰“天福元宝”。今天所见的天福元宝,版式参差不一,轻重不一,有直径2.5-2.1厘米的,也有直径2.1厘米以下的,钱文隶书,旋读,书法平平。大钱应是官制的,铸工尚可,小型的可能是民间自铸的,铜质较差,文字粗糙,因为当时的铜价较高,铸钱无利可图,而且铜材不易得,民间往往把古钱销毁,改铸铜器,哪里会多铸铜钱呢?所以天福钱颇稀少难得。当时各处藩镇割据,不理会中央政府,只是逢年过节,才向皇帝进贡,以表示君臣关系未断。史载天福二年夏,宣武军节度使杨光远进助国钱,现传世有“助国元宝”一种,直径2.3厘米,钱文篆书,旋读,书法平平,铸工一般,可能乃杨氏所铸。

    后汉仅传了两代,共计四年,只有“汉元通宝”钱,此钱直径2.2厘米,钱文隶书,书法似开元钱。

    后周时只铸“周元通宝”一种,为周世宗所铸,书法、铜质、铸工均精美,乃毁佛所铸之钱。

    若以经济而言,五代十国时期的重心不在北方五国,而是南方十国。十国统治的地区人多物丰,而在钱币的制作上也比北方五国要好。

    十国之中,吴越、荆南、北汉等国没有铸钱。前蜀于永平元年(公元911年)铸“永平元宝”,钱径2.4厘米,钱制仿唐代开元通宝,铸工颇佳,但极罕见。此外有“永平通宝”,制作与书法与永平元宝不相同,但有学者认为是伪造的。通正年间(公元916年)铸行“通正元宝”,版式较多,钱文书法铸工不及永平钱,但数量较多。后来前蜀改国号为大汉,次年,改年号为天汉,铸行“天汉元宝”,钱制同以往,钱文书法铸工均较好,但数量不多。光天年,又恢复国号为蜀,铸“光天元宝”,钱文“光”字用行书,其余为隶书,书法均甚良好。王建死后,其子王衍继位,史称后主,于乾德元年(公元919年)铸“乾德元宝”。钱制同以往,有光背无文与背月两种。咸康元年铸行“咸康元宝”,背有月文。以上两种钱数量较多,铸工颇精。但不久后唐来伐,王衍出降,国灭。闽王王审知政权仍然行用唐朝年号,以示忠贞不移,铸开元通宝钱,版式仿会昌开元钱,钱背穿上有一“闽”字,过去曾被误认为是会昌开元。此外有铅铸钱,版式同铜钱,分光背无文、背闽、背福、背殷三种,后又铸开元通宝当十大钱,直径3.8厘米,字大而不工整,且有省笔缺画,背有星文、月文、闽字。另有铁钱,铅钱,版式同铜钱,存世较罕。后于永隆年间铸“永隆通宝”大铁钱,直径达四厘米,顺读,书法拙劣,背有闽字或星月文及光背,均较罕见。王审知弟王延政曾称大殷皇帝,改元天德,铸“天德通宝”大铁钱,以一当百;也铸有铜钱,比铁钱小,为“天德重宝”,顺读,书发教工整,背文“殷”字,有楷隶两体。

    马殷割据湖南时,后梁朱温封马殷为天策上将军,后自立为楚王,铸有“天策府宝”。此外还曾铸有乾封泉宝铜、铁大钱和乾元重宝大铜钱。马殷因听史家有湖南产铅铁之说,又听从高郁的献策,铸铅铁钱,十文当铜钱一文,史书没有说明钱文何字,大概是因为楚钱钱文多袭用唐钱钱文之故,如乾封泉宝、乾元重宝。

    天策的意思是为帝王出谋划策,更有“天策引神兵,凤飞扫邺城”的名句。天策府是天策上将军的府邸。即办公地。历史上有名的天策上将军有李世民、马殷和宋真宗之兄楚王元佐三人,而开府置行署的只有李世民和马殷。李世民在灭隋一战中一马当先,功勋卓著,唐高祖觉得赏他什么都不合适,于是特地为他创立了天策上将军这么个封号,并且设置天策府,李世民受封后,在府内设立了文学馆,招揽了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位名士,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股肱重臣。梁朱温称帝后,为了利用楚牵制当时据有江淮之地的吴国,援引唐高祖封李世民的例子,就给了马殷天策上将军的封号,并准其开天策府置右相,为马殷在楚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基础。

    天策府宝钱是钱币界盛传的珍品,历来为收藏家梦寐以求之物,有一首诗描述了过去人们对此钱的重视程度:“易求时且百金直,喜遇翁赏一饭加。有宝若谈天策府,不贫于古野人家。”说的是清朝戴熙之父在病中得到一天策符宝,大喜过望,居然在把玩该钱时多吃了一碗饭。《十国春秋》载:“楚武穆王乾化元年,铸天策钱,文曰“天策府宝”。《新五代史》载:“殷请于梁,依唐太宗故事,允其开府初铸。”故而此钱文字制作皆精,天策府宝大如当十,厚肉,字文明坦,楷书,旋读。前人认定其钱为马殷开天策府时所铸的纪念币。

    现有学著认为天策府宝铜钱兼有纪念币和硬通货的两种功能。硬通货是指它不同于一般货币,而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楚境内外贸易等,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十国纪年》载:“马殷铸铅铁钱,行于城中,城外特用铜钱。”城中城外指的是境内境外,铜钱则非天策府宝莫属,“特用”两个字具体地点明了该项钱硬通货的性质。

    从传世的天策府宝铜钱来看,多有流通使用的痕迹。由于它专用于境外贸易,因此该钱在湖南省外多有发现,在本地反倒少了。据《泉币》杂志载,上世纪30年代汉口有人在某铜肆以两元之价获得天策符宝,品相俱佳。该人将钱卖给大收藏家罗伯绍,索价三十元大洋。罗告诉此人,这是大珍品。并把钱价加倍给他,该人大喜过望,如实相告廉价所得该钱经过。罗伯昭高风高节,没有欺其外行,传为佳话。另载数十年前,在渐江杭州还发现了一枚背有龙纹的天策府宝,为一卖眼镜的小贩所得,有人疑为伪作,后来小贩竟如愿以偿,高价卖出。该钱后归收藏家张叔驯所有。解放后,天策符宝很少再有发现了。作为硬通货的天策府宝,在当时的购买力如何呢?孙仲汇先生说道:“如为通用钱,在当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有可能当百使用。”《历代货币大全·隋唐卷》记载,当时军阀混战,货币政策混乱,天策府宝大铜钱作为硬通货当百枚小铜钱使用是很正常的。

    孟知祥乃后唐明宗之婿,曾带军入川征蜀。但乘机揽权,拥有蜀地,叛唐称帝,国号蜀,铸行“大蜀通宝”。该钱直径2.3厘米,钱文隶书,顺(直)读,铸工一般,书法较劣,但传世较少,较罕见。其子继位后改元广政,铸“广政通宝”,制式同前,但书法铸较前品为佳,数量较少,为极罕见品。后又铸“广政通宝”铁钱,版式同铜钱,传世也较少。

    刘隐为唐末广州节度使,为朱温党羽。朱温称帝时,封刘隐为大彭王,拥有两广之地。刘隐搜括其境内开元钱二十万献于朱温,结果致其缺钱,乃铸开元通宝铜钱及小平铅钱,以便流通,其铸工草率粗糙。后刘隐死,其子立,改称大越皇帝,改元乾亨,称国号为汉,史称南汉,铸“乾亨通宝”铜钱,传世较少,极罕见。后又铸“乾亨重宝”铜钱,文字、铜质同前品,还铸有铅钱。

    南唐是五代十国中铸钱最多的。传世有“大齐通宝”,是徐知诰未复姓及未建国时所铸。又有“保大元保”钱,是李璟保大年间(公元934-957年)所铸,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还有开元通宝、 唐国通宝、大唐通宝三种小平钱,但其铸造年份无详细记载。

    刘仁恭及其子建国后号燕,非十国之一,但时代相当。铸有铜铁钱多种,有“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和“永安一千”四种,又有货布、铁五铢钱和顺天元宝等钱。刘守光子应天元年铸“应天元宝”、“乾圣元宝”、“应圣元宝”等钱。永安钱皆为楷书,除一千钱铜钱外,其它皆铜铁两种。“永安一千”读法为先左后右再上下读,其余皆为顺读。“应天元宝”背万、“乾圣元宝”背百、“应圣元宝 ”背拾等三种钱皆为楷书,大钱,传世极少,为极罕见品。

(责任编辑: 刘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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