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规定，乘客不主动让位的，驾驶员、售票员有权劝阻和制止，对于拒不改正者，可以拒绝其乘坐。不履行义务者，市政主管部门还可处以50元罚款。（见7月3日《河南商报》）郑州市的这道“让座令”一发下来，顿时引起公众一片哗然。支持者认为：老弱病残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在车上遇到他们就应该主动让座，这是人的素质与道德的内在体现，对那些拒不让座的“钉子户”就应该给点强制措施。反对者则认为：不要把精神层面的道德规范上升为强制性的法律条文，容易造成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对立，总之道德文明应该由道德来约束，不应该用行政法规来硬性规定。

    有一点大家可以达成共识，即在公共场合给老弱病残让座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传统美德。问题是，培育这种美德，靠个体自律，还是靠行政立法？

    或许在某些人看来，道德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规范范畴，不能混为一谈，无论是以道德来代替法律，还是以法律来代替道德，对于社会来说，无疑都将是一场灾难。

    不错，道德和法律确实不可混为一谈，但两者并非完全毫无瓜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们是相辅相成的。道德建设搞得好，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制化；法制建设搞得好，也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道德立法方面的成功例子，像新加坡，居民道德素质和整体社会风尚一直都很好，这和其严厉的道德立法密切相关。以随地吐痰为例，在我国，这种一些人看来极为普遍的生活习惯，在新加坡却被视为一种违法行为，随地吐痰者，不仅要被处以数百甚至上千新元的罚款，而且要被强制劳动，甚至在电视上曝光。

    事实证明，如果是在一个很多人都把陋习和不道德当成习惯的环境中，政府仅靠温柔的、软性的道德劝说和宣传教育来改造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尚，基本上不会有太大效果。因此，像新加坡一样，以严苛的立法来促进道德建设，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道德立法也有边界。根据政治学常识，法律主要在公共领域内发挥作用，它的实施以不侵犯私人领域为前提。同样，道德立法也必须恪守这个边界。随地吐痰虽然只是一个个人陋习，但是，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不仅污染了公众的共同生活空间，而且还可能传播病菌，使其他人身体受害，这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公共问题。因此，对随地吐痰者进行处罚，并没有越过侵犯私人领域的边界。

    而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则并未涉及明显的公共利益，也没有明显损害别人利益。因此，强迫不让座者让座，并对他们进行处罚，不仅破坏了公交车公司与乘客之间在买票时所约定的契约关系，也越过了道德立法的边界。

    越过边界的道德立法，无异于是一道强加给公众的道德枷锁。此类道德立法一旦泛滥，可能带来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合法”侵犯。对于道德立法，有关部门要慎之又慎。（莫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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