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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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４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完整表述在这次全会上正式提出。而这一年，正是“十五”的发展中期。

    科学发展观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今后将成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主题。

    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

     从哲学角度观察，发展观就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人类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而随着这种认识的不断深化，发展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

    发展观的形成发轫于经济领域。早期的发展观来源于“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这一时期，由于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因此在理论和认识上也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它将经济增长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认为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在战后５０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评价与诊断的重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并形成了以ＧＤＰ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

     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能体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结构的完善，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因此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相反，却出现了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学术界将这种现象归纳为“有增长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在理论上确认了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差异。

    人们发现了增长的缺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增长极限论。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人类应制止增长和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不能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人类要注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应考虑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行为的影响。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

    直到１９８０年３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随后这个概念逐渐被更多的官方文件使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明确了发展的代际关系，就是以未来的发展规范现在的行动，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必要资本，包括环境资本。保护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是当代人应尽的责任。１９９２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２１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中国亦在其列。

    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在人类认识和掌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共识，是历史的潮流。

    现实困境呼唤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２１世纪初叶被中国执政党作为一种新的执政理念提出，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

    事实证明，经过改革开放２７年来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年均保持了９．４％的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１３．６万亿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１６．７％，达到了１．１万亿美元。在整个“十五”发展过程中，ＧＤＰ保持了逐年递增的良好势头，特别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的２００３年，尽管发生了严重的ＳＡＲＳ危机，但国内经济仍然保持了９％以上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出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优化、科技进步加速、与世界经济融合加深、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的趋势。

    然而，发展是一柄双刃剑。相当一部分人在享受高速发展下的丰厚物质生活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在这一时期充分暴露出来：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和技术瓶颈制约日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冲突频频爆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们就提出了要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但是任重道远，以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益为特征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的约束压力继续加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整个“十五”并上溯若干年，我国正进入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一方面，１３亿人所消耗的资源规模处于全世界最高水平；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极低，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而且，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新增量的多数都依赖进口。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低水平利用，导致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的事件更是时有发生。

    在社会领域，很多矛盾和冲突一触即发。回顾“十五”，一些重大事件仍然让我们记忆犹新：农民工以死讨薪，群体性上访事件，农地纠纷，ＳＡＲＳ危机，矿难频发，自然灾害，全流域水污染……

    在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如果还延续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增长模式，听任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将难以巩固。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

    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发展观念的进步，也是发展战略和政策调整的动向。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用“五个统筹”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政策取向拓展为这样五个方面：

    第一，注重农村发展和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调整的时期。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非农产业，非农产业可以依靠自身积累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增收缺少重要支撑，又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而应该给予扶持。困难在于，中国非农业人口占少数，非农产业效率低，短时期不可能用很大力量“反哺”农业。城乡差距将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存在，近期是继续扩大的趋势。今后国家要继续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要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

    第二，注重帮助落后地区，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很大发展；横向比较，地区差距很大。中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包括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和帮助落后地区发展这样两个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各省、自治区内部都有一部分市、县率先发展起来，不仅带动了全国的发展，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现在突出地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大局。

    第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社会问题，放在第一位的是扩大就业。中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就业压力将会长期存在。扩大就业的政策取向是：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社会保障采取低水平、广覆盖的方针，通过扩大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制解决城乡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点，是疾病预防控制和农村地区，这方面的投资正在大幅度增长。公众对于收入差距扩大的反应趋于强烈，完善的调节政策还在继续探索之中。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适当降低投资率而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的比重；投资结构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这样做，将会拓宽经济增长领域，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的政策，是开源和节流并举，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９％以上，能源消耗年均只增长４．２％，降低消耗的潜力还很大，说明靠开源和节流，资源是可以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环境的情况是：局部有所改善，整体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中国已经签署３０多个国际环境公约，将会认真履行承诺。有利条件是，我们已经把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公众环境意识普遍提高，环境立法趋于完善。靠加强管理和技术进步，靠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中国发展的资源约束将会得到缓解，生态环境质量将会得到改善。

    第五，注重国内外市场的协调，在扩大对外开放中促进国内发展。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追求的是“共赢”。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很大，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需求的扩大。出口增长很快，同时进口也在迅速增加，净出口占总需求比重很小，且呈下降趋势。中国将认真履行加入ＷＴＯ的承诺，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将积极参加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多边和双边经贸关系，达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之目的。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任务。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这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构想。（柏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