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建国 

    近期与舆论有关的事件，最出名的当数“三重门”了。一是周正龙的“虎照门”，二是陈冠希的“艳照门”，而恒源祥事件似可称为“广告门”。与前“两道门”一样，“广告门”事件也折射出事件主体社会责任的缺失。

    恒源祥的电视广告从2月6日除夕夜开始在全国多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1分钟内，广告背景音从“鼠鼠鼠”一直叫到“猪猪猪”，把12生肖叫了个遍。网上，众多网友对这则广告表达了不满——简直就是在挑战观众的忍耐极限。应该承认，恒源祥的这则广告，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然而它已经超出了国人的忍耐极限。连习惯于“忍”的受众都无法忍受，可见“广告门”事件的恶俗与过分。确实，广告商需要反省，想想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同时社会也应该进行“内自省”，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责任。

    在广告商里眼里，利润可能远比责任重要。利润在哪里，在观众那里。所谓最大广告目的，其实就是吸引最多眼球，争得更多消费对象。对于广告的接受，观众从来不是被动的，因为有遥控器在手，观众有选择看和不看的权利；因为钱在自己的口袋，观众有买与不买的自由。此意味着，对于恶俗广告，观众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消费行为，用货币给发布商“投票”。

    一个健全的制衡机制应该是这样，每个人（法人）都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而公众通过自己的投票，传递出自己的爱憎，从而让广告商不敢逾越伦理的界限（法律的界限有专门机关管），从而让公众人物注意自己形象。可惜的是，在权力制衡上，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以“照片门”而言，虽然屡受指责，但周正龙生活却由此改善，甚至到处风光，这不是无信者得利吗？对明星，我们总是过于宽厚，很少对失范的明星施以惩戒，拍的电影照看，唱的歌照听，代言的产品照买。由此助长了某些明星丝毫不顾失自身形象，甚至不惜突破社会伦理的作风。公众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无足轻重。“艳照门”责任虽然主要在当事人个人身上，但如果社会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当事人则可能有所收敛。而“广告门”也绝不仅仅这一次，之前，我们有多少人通过自己的行动坚决说“不”？

    制衡从来都离不开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今天，我们常常痛恶于一些极端事件，一方面我们是受害者，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是无意的施害者。尽快形成健全、有效的社会制衡架构，已成当务之急。“三重门”事件的相继发生，应该能加深并形成这一共识。

    据悉，35.5％的人表示不喜欢广告就不会购买产品，37.8％的人明确表示不仅自己不买，还会劝身边人也别买。这里，社会制衡看样子是要起作用了。若真能做到，我不相信，恒源祥下次还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