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生 

    客厅正中挂着巨幅孔子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最大的6岁多，最小的才两岁，16名孩子，跟着一位身着唐装的男老师高声诵读《孝经》……一年多来，类似的场景，经常出现在广州增城市的一栋别墅楼内。不过，这个名为“孟母堂”的地方，日前突然收到当地教育部门的一纸《违规办学告知书》，要求其于4月30日前停止一切教学活动。（《人民日报》3月27日报道）

    认定“孟母堂”违反义务教育法，属违法办学而被亮出“红牌”，这已不是第一次。2006年在上海，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尽管“孟母堂”们对于其是否属于正规办学，还有一定的申诉空间；尽管从社会意义上看，“孟母堂”也有着太多的存在理由。但不难理解的是，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依照我国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规范教育行为、确保公民教育权利等作为根本出发点，对不符合办学条件、不具备办学资质者亮出“红牌”，也是其分内的职责。可是，类似“孟母堂”这样的教学方式赢得社会好评，却又屡屡被禁这样的事，恰恰暴露了教育管理者对“职责”的理解，还有不到位的地方。政府部门关掉一个“孟母堂”，也许并不难。但是，从全国来看，生生不息的“孟母堂”，无疑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而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进而积极作为，才是比取缔一两个私塾更有意义的事。

    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看，私塾教育有其存在的现实土壤。

    其一，生活中，不少家长都能体会到，如今的基础教育，内容“工具化”，教法“流水线”，使孩子的个性发展空间越来越小，造成孩子思想方法过于单一，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退化，影响创造能力的开发。

    其二，不少家长对孩子道德心理构建、人格成长必修方面有一定渴望。从诵经读典中，让孩子体味中国传统文化有益的“价值理性”不可或缺——不仅要掌握“换饭吃”的技能本领，也应注重知书达理等文明素养。

    其三，国学教育未必与义务教育法水火不容。“要么将国学教育纳入正规教育的范畴，要么专门为民间国学教育机构量身定制专门的法规。”中山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郭巍青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在国学教育有社会需求、有成功范例、有鲜明特色的客现环境下，一纸禁令，只会让人觉得管理手法的生硬与简单，很难避免产生“负效果”。

    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体现在教育领域，就是应该让百姓既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有选择更多教育品种的权利与空间。因此，政府在履行职责时，应该以更加超脱的心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在规范教育秩序的前提下，尽力满足公众对教育结构的选择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