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中午，重庆行政综合执法局的人员发现刘建平在金牌酒店门前占道摆摊，3名执法人员暂扣违章车辆，双方发生争执。在围观群众的指责下，执法人员暂时不再收缴。

    随后，一执法者趁摆摊人不注意，对其胸部实施拳击，导致其死亡。当天，公安部门已对3名涉案人员采取了强制措施。（《重庆商报》7月31日）
    
    一个卖凉粉凉面的商贩，为了不让城管将自己吃饭的工具拉走，最终死在城管执法者的老拳之下。是刘建平的身体过于弱不禁风，还是行凶的城管人员过于狠辣，相信在场的围观者最有发言权。如果是刘建平体质的“过错”，按说不该有出摊做生意的力气，何况他才三十多岁！如果是行凶的城管执法者下手过于毒辣，我不明白城管执法者何以仇视商贩到夺命的地步？莫非，中国的商贩已经到了罪不可赦的程度？
    
    不，都不是。事实上，刘建平不是第一个倒在城管手下的中国公民（2008年1月7日，湖北企业家拍摄城管打人遭群殴身亡）。至于他是不是最后一个牺牲品，不是靠处置一两个杀人凶手便能够保障商贩人身安全的。撤销（本想用“取缔”，犹豫再三，还是作罢）城管建制，是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的惟一办法。
    
    什么样的建制，决定什么样的队伍。当年，收容制度下，多少个孙志刚丧命；如今的城管制度，又有多少无辜的商贩，仅仅因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不被扣留，遭到毒打者屡见不鲜，被迫以罚金换取自己的财物者，不计其数。今天中国语境下的城管，已然成了黑势力的别称，究竟是群众的眼睛花了，还是城管建制本身出了问题，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城管是移动商业经营者的“天敌”。国无商不富，城里的居民离开流动商业经营者，生活也不方便。这是移动商贩存在的合理因素。中国的法律，既没有剥夺公民的摆摊的权利，也没有禁止他们以移动方式从事经营活动的。相反，是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批准城管建制，授予他们管理街道权利的。而所谓的管理，就是收费；收费遇到阻力，不惜以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从古至今，从未见一个靠罚款和施暴能将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成功案例。恰恰相反，收费+暴力，正是黑社会组织惯用的“经营模式”。那么多商贩遭到城管组织的欺凌，那么多人谴责城管，这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刘建平事件为例，他沿街摆摊，“罪”不至于被剥夺合法的财产（摊车）；他据理力争，是一个公民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正当权利；路人站在他这边，谴责城管，是民心向背的写照。而城管执法者，竟然……！有城管存在的权利，就没有移动商贩存在的空间，间接地妨碍了城市居民生存的权利。是保留城管建制，供他们继续暴力执法，还是撤销这个建制，另辟蹊径管理城市，已经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决定的，需要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牵头解决。
    
    城管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了我国政治文明躯体中的一颗毒瘤。城管是政府下属的职能部门，它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最终代表的是政府。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倡导建设政治文明，而政治文明的前提是以民为本，以民为天。而附属在政府躯体上的城管部门，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继问世以来，其功何其小，其恶何其多，其名何其臭，不管从哪个方面说，城管建制（我不否认城管部门有好人，本文针对城管建制而非全盘否定城管公职人员，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已经成了政治文明中的毒瘤。是保守治疗，还是刮骨疗法，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一个艰难选择。这是因为，取缔城管——不，是撤销城管建制，意味着当初增设城管建制的决定是错误的，意味着长期以来纵容城管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意味着将有一批人重新失业。但是，不撤销城管建制，在这个建制下的人员，好人也有变恶的危险，因为城管的执法理念使之然。我们的政治文明如果不想打折扣，除了撤销这个建制，别无良策。
    
    一个孙志刚倒下了，收容制度消失了；刘建平倒下了，能否换来城管制度的消失？(刘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