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领导死了叫逝世，普通百姓死了叫去世。如果哪个平民死了，讣告上写着“逝世”二字，人们会觉得别扭，说他算老几呀，敢用“逝世”这个词？近一二十年来，情况又有新的变化，许多寻常人死了，讣告上也赫然写着“逝世”。从这种细微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步。

    文字是有感情色彩的，其感情色彩是它所代表的事物或状态所决定的。世界上所有文字中，汉字的感情色彩最浓厚，因为它带有象形文字的明显痕迹，更容易令人联想到它所代表的那个事物或状态。我说过，人们一见到“香气扑鼻”这四个字，心情就愉快，而一见到“臭气熏天”四字就会不自觉地捂鼻子。这就是文字的感情色彩。在所有汉字中，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死”字，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最可怕的现象。将近40年前，我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我接到电报时一下子呆住了。电报只有四个字：“父死速归”。我久久地望着那个“死”字，越看越觉得它丑陋、狰狞。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

    多少年来，贪生怕死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地之间，凡有生命之物，无不贪生怕死，无不竭尽全力地去追求生，无不竭尽全力地去避免死。这是生命现象的基本特点，否则，生物就不可能延续和发展。所以，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凝练笔触将死描述为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情。然而，历史上不乏视死如归的志士仁人，这如何解释？其实他们并非不爱生，而是将理想、信仰、自由、真理，以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等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为了这些，他们不惜牺牲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即生命。这正是他们受人景仰的原因。一般而言，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杰出人物，都对生命有爱惜留恋之情。

    我有一个远房的姑奶奶，我叫她姑婆。在三年困难时期，她70多岁了，但身体很好，食量很大，总是吃不饱。这还在其次，更让她不可接受的是，她那间在抗战后用断砖碎瓦临时搭建起来的大约9平方米的孤零零的小屋，58年大跃进时候被地基的主人拆掉了，说是共产主义了，要扩建他们的住宅盖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姑婆于是只能到她的老妯娌处寄居。命运给中国农民开了一个大玩笑，共产主义没有来，大饥荒却来了，那家人家终于没有扩建住宅，白白赶走了一个孤老婆子。姑婆寄居的地方实在太脏，遍地鸡屎鸭屎，孩子又多，一个个饿得眼睛发绿。姑婆把女儿孝敬的饼干之类小吃食锁到箱子里，也会被他们搜去吃光。姑婆于是感觉生不如死，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一个月白风清的深夜，她走出屋门，仰头看天，她的妯娌听她口中喃喃：“月亮真好。”然后听得她回了屋，接着是椅子倒地的声音。她在悬梁自尽之前，还向这个美好的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

    杰出人物也如此。瞿秋白同志在被国民党逮捕之前正受着王明集团的迫害和打击，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心情苦闷。临刑前，他一面填词说“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一面在《多余的话》的末尾说“常州的豆腐是最好吃的”，同样流露出对离开人世的遗憾和留恋之情。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人们敬仰的英雄，因为他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理想和信仰，坦然赴死。

    总之，死是可怕可恶的事情，“死”这个字也就可怕可恶。所以，古时候的上层人物都要避讳这个字，天子死了，不能说死，要说“崩”，诸侯王的死说“薨”，大夫的死说“卒”，士的死说“不禄”，只有庶人死了才直说“死”。老百姓死了不能用上述诸字表述，否则就是违礼、违制，也就违法。古代中国的平民活着的时候不能平等地享受政治和社会权利，死了也不能平等地享受葬礼，连对死亡的表述也不平等，想起来确是一件可怕可恶的事情。但平民百姓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字，要竭力避开“死”字的情感冲击，又不敢对抗等级制度，就想出了不犯禁的词儿，如“仙逝”、“逝世”、“谢世”、“弃世”、“过世”、“过辈”、“亡故”、“作古”、“归位”、“归天”等等，不一而足。在不太严肃的场合，底层人还将死说成“到来的路上去了”。我的老家，人们还将他们不太喜欢的人死掉叫作“翘辫子”，是什么来历，我至今不明白。如果有语言学家将全国各地对死亡的表述收集起来加以比较分析，一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将汉语的诸种死亡表述与其他语言的表述作一番比较，一定能得出比较文化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有益结论。

    古时候那一套礼制早就烟消云散，不过痕迹还是有的。大领导死了叫逝世，普通百姓死了叫去世。如果哪个平民死了，讣告上写着“逝世”二字，人们会觉得别扭，说他算老几呀，敢用“逝世”这个词？近一二十年来，情况又有新的变化，许多寻常人死了，讣告上也赫然写着“逝世”。从这种细微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步。

    汉字的感情色彩不仅是一种现象，更是一门科学。它是一滴水，透过它，我们可以观察大千世界，观察社会的风流云变。（许博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