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年俗、年味的变化总是舆论的一大主题。许多人回忆着小时候的年景，觉得如今的年过得并不如以往精彩。网购也好，微信红包也罢，既不是春节才有的活动，自然也就很难把它们作为新年俗认真对待。

　　对此，我们可以说，这是由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的，当旧有的年俗无法和当代城市生活相契合时，便只能接受逐渐消失的命运。但由这一解释带来的另一问题是，为何这一我们高度浸润其中的城市生活，没能形成令人信服和高度认同的新年俗？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除旧布新，那么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且被我们高度依赖的这一套城市生活，为何总是显得除旧易，而布新难？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人们今天的这一套城市生活。乍看之下，全世界的城市生活都是一个模样。但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城市生活，却往往包含着另一面，那就是它和乡村世界的高度关联。春运即是这种高度关联在春节期间的集中体现。在城市里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总是盼望着能够顺利回到家乡。无论是乡村小镇的人情冷暖，还是不容忽视的城乡差异，总是在这一高度集中的短期逆向流动中成为议论的焦点。如果说，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在过去一年中时不时以各种社会新闻得以呈现的话，那么到了春节，它则成为大部分中国人共同参与梳理、沟通、争论以至难以置身事外的生活内容。

　　遗憾的是，当人们谈论城市生活和春节的关系时，往往并不把这一定期发生的、牵动大多数中国人心情起伏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其中，而习惯将目光停留在微信红包等电商手段上。这种停留，意味着我们今天理解“如何形成新年俗”时的一种自相矛盾。一方面，当一项社会习俗不过是资本设计规定好的模板，普通百姓只需使用和享受时，那么最初的新奇感消失后，这种习俗便会失去它的活力。因为任何缺乏参与感的社会仪式，都很难带来持续的认同。另一方面，在形成何种新年俗的焦虑和感叹中，人们又倾向于关注那些拿来便能用得上的仪式或手段，而忽略大规模城乡流动带来的社会内容为春节注入的不同含义，以及人们由此展开的新尝试。

　　实际上，无论是每年春节都会出现的城乡差距的网络热议，还是《春节自救指南》这样的小节目，都是将春节这一传统节日和新的社会内容相结合的努力。这些努力来自不同阶层，各有独到的眼光和自身的局限，却分享着一个共同前提——对中国来说，城市生活不会简单地替代乡村。相反，城市和乡村在社会空间、人员结构、情感观念等各个层面的混杂交错，使得今天的城市生活实际上是城乡的混合共生之物。只有立足于对这一实际城市生活的体会，体现出对于现实的充分理解而非无视和删减，并在此基础上主动创造出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和投入的节日仪式，才有可能使城市生活不仅除旧，也终于有能力布新。

　　于是，当感叹年味变淡成为一种习惯，电商设计的种种新年程序无法令人满意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从来不是坐等新年俗的突然降临，而是改变对城市生活的片面理解，正视那些已将绝大多数人卷入其中的社会内容，关注正在出现的借由春节来讨论这些社会内容的仪式、类型，进而有意识地孕育出新的集体形式。这种新的集体形式，更要体现城市理应具有的包容性和理解力，读懂来自不同地域和阶层的人们对新年的盼望和祝愿，从而使春节再次成为将中国人的视线投注于一个更为完整也更为丰富的中国的具体时刻，也由此创造出真正属于当代中国城市的新年俗。（罗小茗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