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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卖艺生涯》(4)
2008年01月28日 11:34:39  来源:中国曲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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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北京

    我演了“大轴”,成绩还不错,一直演了半年多。跟着,北京的上海游艺社①来天津约几场曲艺,我和花小宝、王佩臣、小映霞应邀来北京演出,我又回到了北京。小映霞是唱京韵大鼓的年轻姑娘,比我小十来岁。我们来北京之前,郭启儒心情忐忑不安,他说:“啊呀,我们在天津干了五年,干得不错,回北京可不好办哪!北京的观众喜欢我们这一套吗?”但我分析,我们回北京演出,不致受到冷遇。北京的相声演员比较保守,不如天津的相声演员肯改革,活跃。北京的相声自从1937年焦德海先生逝世后就不景气了,后来有个陈子贞、广阔泉,他们的名声也没有赶过焦德海和刘德智。再往后,“张傻子”②、高德明名噪一时,尤其“张傻子”名气更大,但是不久也走了下坡路。那时北京相声界正是没有人的时候,我想我们回去是不至于受到冷遇的。果然,我们一到上海游艺社演出,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观众热烈地欢迎我们。我们这次被请来属于临时帮忙性质,原来说好只演一个月,演完了还回天津。所以当我们演完了要回天津的时候,上海游艺社就不撒手了,抓住我们不放。他们说:“您回天津演一个月之后,我们再请您,您再回来。”我们说:“那好吧!你请我们回来,你有人‘攒底’,我们挣‘末二’的钱;你没有人‘攒底’,我们就‘攒底’,挣攒底的钱。”这样讲好了,我们在天津演了一个月之后,就在1945年9月底又应邀回到北京,在上海游艺社演出。这次从天津来的演员只有侯宝林、花小宝、王佩臣三个人,简称“侯、花、王”,这三档节目很受欢迎。那时“小彩舞”也在东安市场里头中国茶社演出,两个曲艺场子离得很近,只有二三百米远。“小彩舞”的京韵大鼓当然唱得很好,是很有声誉的。也许是出于北京相声界正缺人吧,我们那场子竟天天满座,每天老早把“客满”牌子戳了出去。自从那次回北京后,我再也没有离开北京,偶尔去天津,也是短期演出,演完仍回北京。我这个北京长大的人,从那阵起,又重新回到了北京。

    ①在北京王府井北口路西,是当时有名的曲艺场所。

    ②相声艺人张杰尧艺名“张傻子”。

    从上海游艺社到西单游艺社

    回到北京之后,正是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夕,不久,国民党回来了。国民党回来不几天,物价就急剧上涨,票子愈发愈多,愈来愈不值钱。当时老百姓有句话:“盼国军,想国军,国军来了更糟心。”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北京解放为止,那几年我挪了好几个地方,生活还是不安定。

    我在上海游艺社那里,生意很好。别看那地方小,顶多能盛三百多人,但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座位比较舒适,有沙发椅。那地段也好,门口过路的人多,观众多。郭德洁①就去过,我不认识她,她走了后别人告诉我的。后来听说蒋XX也去过。楼梯窄,又没有太平门,出入全凭这楼梯。蒋XX说了声:“哎哟,楼梯这么窄,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可危险啦!”这句话不要紧,上海游艺社就搬家啦,我们暂时也不能演了。搬家以后,改名叫升平游艺社。“升平”这两个字有来历,据说当初北京最出名的杂耍园子叫四海升平游艺社,在石头胡同北口路西。后来天津燕乐戏院也叫过“燕乐升平”这名字。这都是演出曲艺非常有名的剧场,所以他们也改名叫升平游艺社。升平游艺社挪到东安市场南院,即后来和平餐厅那地方,这一挪,生意可差多了。一个市场的里外,就差那么多。老艺人摆地摊时有几句话:“生意不得地,当时就受气”、“一步差三市”。这些话都说明演出场所选择地点很要紧,还有那园子名字也要紧。冷园子的名字已经唱热了,走路走顺脚了,你就别改名字,还用老名字。现在搞剧场业务的人们不大懂得这一些,其实这很重要。哪个剧场容易上座,哪个剧场不容易上座,哪个剧场演什么合适,它周围的环境怎么样,什么样儿的观众多,哪个剧场有多少位置,哪个剧场哪一排、哪两排声音不好,管业务的人都应该知道。不懂得这一些,就甭想搞好业务。升平游艺社开张以后,地势不好,宣传又不好,生意愈来愈差,我们就不愿意在那儿干了。我们又到天津去演了一个短时期,回来就进了白风鸣开的世界游艺社。这个社就在现在东单菜市场的楼上,不进前门,进后门,从东单二条那里进去。这地方跟上海游艺社一样,进门就上楼。上海游艺社楼上有个台球社,这儿也有个台球社。其实这地点也够偏僻的,但由于广告宣传做得好,进门就开门红。一到数九天淡季到来的时候,就演些反串戏,生意也不错。到了1947年我又挪到了西单游艺社去演出。西单游艺社也是个新开辟的剧场,就在现在西单商场靠北边一幢楼的二楼上。还是我们这三档天津来的节目主演:侯宝林、花小宝、王佩臣。我们这三档节目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合作得挺好。前边再加上一档谭凤元的单弦,有的时候是谢芮芝的单弦,最后有一个短时期是荣剑尘的单弦。京韵大鼓换了好几个,连幼茹哪,孙书筠哪,马凤麟哪。我在前面讲过,一台曲艺得讲“四梁四柱”,才像个样子。

    我在西单游艺社,一直呆到北京解放。

    ①当时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的夫人。

    我接到恐吓信还挨了打

    日本侵华时期,艺人被蹂躏。那时警察局的局员①常到戏院白看戏,坐包月车来,拉车的也白看戏。你跟他要票啦,这就惹恼了他们,一下子来好多人把剧场经理连查票的都抓起来,带到警察局揍一顿。至于平时艺人挨个嘴巴,踢一脚,挨几句骂,更是常事。奇怪的是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来了,这种事情更多了。记得我们同行有个唱大鼓的,在演出后回家的路上,背后跟上了汽车。车上的人把他家的门叫开,说是查户口,然后把艺人的金钱、手表、戒指等物全抢走了。这种案子怎么破呢?没法破。我在日本统治时期也挨过骂,受过气,但还没有进过宪兵队。自从国民党一回来,我接过恐吓信,挨过打,受的迫害比以前更多了。为什么?因为说相声,总要替老百姓说几句话。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社会上也有些人向外国人低三下四,实在使人看不下去,我就演了两段相声来讽刺。

    有一次,我在说相声中针对当时国民党拉伕入党的情况说了几句:“哪党好,哪党坏,我都不了解,谁劝我入什么党,我不参加,我是个无党无派无宗教的人。”我说完后,不久就收到署名“东城密报处”的来信,信里说:“你老老实实说你的相声,不要胡说八道,什么无党无派无宗教,我们现在正要人们参加我们的党(国民党)。”还有一次,我们在《百家姓》相声时随意穿插笑料,这本来是常有的事。我说:“‘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里都有大人物,孙中山不就姓孙吗?前半本都是大人物,你看咱俩的姓就不行,咱俩都在后边儿……”后来,也来封匿名信,警告我:“不要拿国父开玩笑”,这就说明国民党跟日本统治时期一个样,同样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演什么就演什么。卖艺是没有自由的。我那时说相声还谈不到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自发地对现实不满,就进行一些讽刺,我还做不到自觉地把讽刺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可就这样,我也挨了打。上海游艺社旁边有所古建筑式的房子(现在是家卖枕头芯的商店),当时是警察阁子。有一天警察把我叫去说:“你们说相声的敢骂我们警察?”说着动手就打,我还不知道在哪段相声里触犯了警察。其实警察打我,不是他本人要打我,而是那个局员要他打的。我看得出来,他一边打,一边用眼看看局员。局员穿一身白色西服,在旁边呆着,我认识他。还有个坏蛋,大家都叫他“张飞”,三十多岁,长得挺魁梧,他也打了我,边打边骂:“你这说相声的敢胡说八道,谁都敢说。”说明我说相声得罪了他们。事后我总结了一下:中国人中间的败类在欺侮人方面,真是有多大势力使多大势力。

    当时还有一种人,事情发生前他已经知道底细,事完了他装作不知道地说:“哎哟,听说宝林出事了,怎么回事?这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其实他们是一伙子,这样说是存心恶心我。这套玩艺儿都是侦缉队干的,侦缉队后来改名叫刑警队。

    ①日伪时期警察局里局长以下的科室人员都叫局员。

    同行也欺侮同行

    欺侮我们艺人的还有一种是同行人。

    同行中间个别有点名望的人,他惦记着弄外快,起码要钻营喜庆堂会。堂会有三种:一种是有钱人家办喜事,叫艺人去演一场助兴。一种是王府等大宅门,并没有什么喜庆寿事,就是请客吃饭,他吃着喝着,你说一段相声;也许他吃完后,你再说。这样有时要干一夜。一种就是一家人自己听,一个客人也没有,找你去说给老爷太太几个人听。搞喜庆堂会能发小财。靠喜庆堂会发财的人也有两种。一种是自己有了班底儿,能唱点儿、弹点儿,反正场上不会空着,包一场堂会有个固定的价钱。叫堂会的本家另要几场名角儿,他就另要钱了,这叫“卖单档”。譬如说本家要一场大鼓,要演员去两次,白天一次,晚上一次,说两段。您是唱大鼓的,您要四十元钱,他和本家说时就加上码了,要六十元,他落二十。到您这头儿呢?他又跟您直说好话:

    “您知道,我们没底儿。您也知道现在这钱难挣,谁多了谁也不跟您要了。怎么样?我们也不少给您,您给我们提个成吧!提一成,给您三十六元吧!”

    这钱也不马上给你送去。今天演完了,明天让伙计送去。伙计都是检场这些没有辙的人,你能让他白跑一趟吗?起码得给一元钱,你总得破费点儿。这样做还都是些老实的应堂会的做法。

    另一种就更厉害了。这家办堂会的是官面上的人,他除了要全台堂会外,还要外请几场,譬如说要侯宝林的相声。这些靠经营堂会从中发财的人就对本家说:

    “好,我一定办。他这价目可大点儿,得六十元来一趟,他有点儿不好请,当然您也不在乎,你办这么大事儿,还在乎这俩钱儿吗?不过,话我得跟您说清楚,这事跟我可没关系,我这儿一手托着两家。”

    他说这话一方面表白自己没有从中渔利;一方面又让本家对演员先有个坏印象,你要不干,他就好整你。然后他又到你这儿用自己人的口吻对你说:

    “爷儿们,这回有点儿事得求你。北区稽查处处长家的老太太(或者太夫人)做寿,你得出一场。这可没有钱。我在这地面上混饭吃,人家管着咱哪!干咱们这一行,惹得起谁啊!别看他是北区稽查处,你在东城演,你家又在西城住,他管不着你。可他要找你麻烦,东城、西城哪儿他都有人哪,人家处长之间怎么都好说话,一个电话不就给你找了麻烦了!”

    他这么吓唬你一通,怎么办呢?你要认倒霉呢,你就老老实实去,到那儿演完了回来,连车钱都不给。其实这些处长们也给钱,哪怕给半价呢!这种人也有种思想:好像我这么大官儿,这么大势力,我跟这伙穷光蛋找什么便宜?所以也给点钱。不过这钱到不了我们手里,让经营堂会的人赚去了。你要不去呢?那就捅漏子了。下一次他们再找你,这回不是稽查处处长出面,换一个人,反正也是他们官面儿上的人吧!事先他们先跟这个人说好:

    “我们找过他,他一个劲儿不干,他要钱,没有钱不行。我告诉你,你到时候就派人用车把他接来。他什么时候上台,什么时候下台,你什么时候去,到时候你就派人把他拉来就是。”

    这样做就糟糕了。真要拉去,不演不行,弄不好还要挨一顿揍。

    我倒了一回霉。那次因为没去唱堂会,得罪了北区稽查处处长。我想我在东城,你在北城,我不上你那儿去,你也拿我没有办法,我就不演。也是该当我倒霉,后来这北区稽查处处长调到西区稽查处当处长了。西区稽查处就在西单白庙胡同。正好西单游艺社开张,请我去演,一切都谈好了,马上就要开张了。定的是大年初一开张。春节前几天,快到开演的日子,西区稽查处忽然派人来通知:“侯宝林不能在这儿演出。”这样,游艺社的经理着慌了,赶紧请客,否则就开不成了。就这样,他们还不放过我。除夕之夜,突然一伙人闯到我家,大吵大闹,要找我算账。我那时也住在西单附近。当时我正好没在家。同院也有一位说相声的艺人,那天他扮演了一位“好人”角色,出来打圆场,直说:“侯宝林年轻,不懂事,明天早上我带他到处里去给诸位拜年,给您们赔礼。”这当然是一出戏。经过这个“好人”的调停,这些人也就收场走了。他们临走时,见我妻子没有送出去,以为没人听见,走到门口时,那个充“好人”的人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谢谢你们几位,这就行了,这就够他呛了。”这句话一下子泄露了“天机”,原来这出闹剧是同行人导演的。

    其实,我妻子不是没有送,而是不愿意送,所以她走得很慢,刚走到接近门洞时就听见他们说这几句话,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一伙子,是互相勾结起来整我的。这个秘密被我们发现了。第二天,西单游艺社的经理特地陪着我到西区稽查处去向他们赔不是,道歉,这才完事。这件事在我当艺人受过的迫害中来说,算是件大事。后来我读鲁迅先生的书,鲁迅先生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因此他只好横站着,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无限感慨。我本来不想写这段情况,可是这是历史,为了尊重历史,我还是忠实地记下了它。

    同行里头欺侮同行的花样是多种多样的。同业公会凭藉官方势力也欺侮艺人。有的艺人没饭吃,想入公会,想得到公会的帮助。但他们穷得连入会交两角会员证的钱都拿不起,所以就不让入。那些人对他说:“以后再入吧!你现在在哪儿啦?没演吧?多会儿演时再说吧!”至于有名的演员,你不想入会也得让你入,因为入公会对他们有用。什么用?公会没有经费。一年唱两回义务戏的收入就是会费,名演员总归得唱义务戏。还有一种情况,那时曲艺不景气,剧团演出能坚持一年的不多。拿京戏来说,演员名声大,“四梁四柱”好,每年又能拿出个新戏,不仅能在北京唱,而且能在天津、上海等地演唱,这样的剧团能赚钱。一般的剧团做不到这一点,能卖个六七成座儿就不错,要是卖不了多少钱,那就大家都少拿,尤其头、二、三牌演员更少拿钱。至于曲艺这个行当,真要由资本家搞园子,前后台归他自己,这样你也许能拿个整包银,起码拿半个月的,半个月一发钱。要是同行搞的园子,这就麻烦了,卖上座儿来给你点钱,卖不上座儿来,你凑合点儿吧!你演三天,也许就拿到两天钱,甚至只拿到一天钱。凡是同行中经营园子的人都是为了自己混饭吃,他顾不上别人的肚子。他还会编出一套理论来,他说:“这有什么法子啊!大伙儿帮一人儿好帮,一人儿帮大伙儿不好帮啊!”他的意见是说剧团困难更大,你们不了解。其实他就是要让大伙儿帮他一人忙,他要多捞一点,他决不帮大家一点儿。同行中也有这样的人。当然这是很个别的。

    小报记者惹不起

    不要小看小报记者,黄色小报记者你惹不起。因为记者跑东跑西,掌握很多材料,他就要敲竹杠。有的跑政治消息的记者更要敲大竹杠。他要是调查清楚一桩案子,知道你受了多少贿赂,他就动手写个稿子。写完以后,他拿着稿子的副本去找你,当着你的面念给你听,然后说:

    “您看这事有没有?这么个稿子,还有点儿来历。您看能发不能发?我觉得就这么发出去对您可不利;要是不发,这稿子还有点儿来历。再说,无风不起浪,他又写得那么真切……”

    这么一说,这人就害怕了,他要是受贿十条黄金的话,准得吐出一两条来。跑文艺的记者就没有那么大油水了,跟你要个照片哪,也就是这些。小报记者可惹不起,今儿骂你一顿,明儿捧你一顿,总是想办法找你的麻烦。有的演员不在乎,譬如谭家①,他就从不请客,你怎么敲他,一毛不拔。他认为你骂也好,捧也好,对演员说,都是为他作广告,他从不理睬。我认为这个看法对。可有的女演虽就怕小报记者,她怕你胡说啊,你一胡说,她怎么做人啊!她求你别胡说,只好让你敲竹杠。我也让小报记者骂了无数次。所以说在旧社会,小报记者也是欺侮我们艺人的一种人,当然也是少数人。

    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富英。

    电台、广告社对演员的剥削

    在旧社会,演员头上还有层剥削,即电台和广告社对他们的剥削。

    日本时期,电台已经兴起。国民党回来,电台就更多了。民声电台在王府井大街报房胡同西口路东,华声电台在八面槽椿树胡同,国华电台在帅府园里边。

    这些电台主要搞商业广告;商业资本家用电台做广告推销商品为了赚钱;电台靠做商业广告赚钱;第三个赚钱的是广告社,他替商业资本家出主意宣传,也赚钱。像卖药的广告是最能赚钱的。那些药要在普通药铺里值一角钱一丸,他要单独提出来做广告,说这家药铺专卖这种药,怎么怎么好,他再弄好几种名称:什么加料、双加料、特制……就能卖好几种大价钱。其实这些药都是一种药,或者多少有一点区别,这些名称都是骗人的。为什么人们买药总爱上同仁堂那样的药店?因为它那方子是古方,它进的料地道,真材实料,配得好,什么药治什么病,真管事,所以它那药卖得比别处贵些,人们也愿意买。有的药铺就不是这样,解放以后揭露了卖大力丸的内幕。药铺代客煎药后,药渣子不倒掉,堆在一起晾干了,再用大磨碾碎做成丸药,这就是大力丸。你别看它揉得那么圆,样子挺漂亮的,那是骗人的,说是什么病都治,实际上什么病都不治。卖这种药的人都是为了混饭吃,我管这种药叫广告药。靠卖广告药发财的人有商家,有电台,第三就是广告社。广告社没有什么本钱,领执照也比较容易。除了像上海荣昌广告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它能替商店设计广告,各省市都有分公司,它那成本大,一般的小广告社都没有什么成本,只租一间房、两间房的门脸儿。

    你要登个结婚启事、离婚启事、寻人启事哪,租个信箱哪,它都管。租信箱就是在它那儿搁个小箱,或者设个格儿,就叫做某某广告社几号信箱,谁要来了信搁它那儿,再给你转递一下子,每月花个块儿八角的。你要往报纸上登条广告,花十元钱广告费,要是广告社送去的,报馆给广告社两元钱回扣,这叫手续费,广告社就挣这个手续费。广告社要是在电台买个钟点,由它自己找商家,找演员,开展商业广告宣传活动,那它就赚钱多了,能成为第三号赚大钱的角色。不过这样的广告社也是少数。广告社比演员赚得要多,所以我说演员也受广告社的剥削。譬如说有个朋友托我在电台安排一条广告,问我要多少钱。我们一问广告社,说要三十元。喔,这可太上算了,我们一月才挣一百元钱,要是能说上三条广告的话,不就够一月的收入了吗?其实不是这样。这钱首先归电台和广告社有,演员本人收入只有一点儿。既然跑腿儿能挣那么多钱,比说相声还多,那我也去那跑腿儿的。我也搞了个广告社,叫北艺广告社。执照也好领。可是真要办起来,就不是那样了。办广告社得和报馆熟悉。我在报馆没有路子,你去登广告,你得跟这广告主任熟悉,不认识,你就得塞给他钱,要不然这广告登不出来。

    人家要求那广告三天以内见报,他说你这得排在一礼拜或者十天以后,那人可等不了了,挤得你没办法,你就非塞钱不可。电台广告也是这样。你要上这节目,他说没有钟点,我们也得塞钱。再加上我们的广告报得不好,报得呆板,我们的广告社也办不好。可是干广告社有个好处,可以零售一些药品。人家卖药嘛,譬如说卖舒肝丸,就得在我这儿存两盒,每盒四十丸,边宣传边卖药,卖完了再给他钱,我可以挣百分之二十的回扣。我办广告社再加卖药,生活凑凑合合也能过去。那阵儿物价涨得实在太厉害,艺人除了演唱外,都想另外找辙才能生活,我领了包银赶快买点药放着,批发价买来,零售价卖出去,也能挣点钱。这时为了吃饭,还要帮助几个穷朋友,我也学会了商人的头脑,办广告社兼卖药。解放以后,我把广告社索性改成药房。我是个外行,也不会经商,实在弄不下去,到1951年就歇业了。那几年,生活逼得我没办法,我经了商就影响我钻研业务。这说明在旧社会艺人要拿出全部力量来钻研业务,提高艺术,是多么困难啊!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9、11、12辑)

 
(责任编辑: 胡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