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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后典型"生活--记新疆乡村医生刘玉莲
     2008-01-20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乌鲁木齐1月19日电(记者朱玉、徐军峰)当了典型之后,乡村医生刘玉莲多了个口头禅:“党和政府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 后面跟着的词各有不同,但这个开头,几乎成了刘玉莲说话的范式。

    这句话一般不会出现在会场上发言中。就在日常聊天时,刘玉莲经常突然会说出。

    说这话的时候,她坐在那儿,腰挺挺的,眼睛直望着对方,没有一点客套和矫情。

    包括刘玉莲和她的家人,谁也没有想到,在偏僻的农村,起早贪黑地给人治了40多年病后,“丫头”刘玉莲出名了,她当上了全国道德模范。接着,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等全国性的荣誉,一个接一个地落在了她身上。

    当了典型之后,刘玉莲的生活基本上就分成了两个部分:在村里看病,到北京或乌鲁木齐领奖、接受采访。

    刘玉莲的病人更多了,甚至连很远的村子都有人专门来这里看病。在北京领奖时,她的手机还是经常响起。询问她的绝大多数是病人,病人打电话不分时刻,更不管刘玉莲在北京,而用手机接长途电话要付出高额的漫游费,也改不了叫刘玉莲“丫头”的习惯,他们只是反复地执拗地问,要求刘玉莲解释她为什么没有呆在那个卫生室里:“丫头,你啥时回家?我们家的病人病得厉害。”

    刘玉莲一到家,有些女病人看到,就扯着她的手说:“丫头,你咋一走就是半年呢?”

    刘玉莲乐了,“也就是走了5天嘛,你想我了?”

    路上遇到上学的小孩子,小孩子们向刘玉莲打招呼:“丫头大夫,你好吧?”

    刘玉莲笑眯眯地回答:“我很好,你们好吗?”

    顽童们“嘎嘎嘎”地大笑着跑远了。

    他们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刘玉莲就用听诊器听过他们的心跳,他们预防接种的疫苗,都是刘玉莲亲手打的。甚至他们的妈妈,都是刘玉莲亲手接生的。在二堡村这个小村子里,刘玉莲诊治过全村老少三代人。

    也就是在中国西部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小小社区里,由于刘玉莲的存在,有300多户的二堡村达到了基层卫生保健的最理想状态——小病不出村。

    在刘玉莲临到北京开会的那天,卫生局派人到她家接她。

    他们原以为,刘玉莲从来没有去过北京,甚至连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都没有去过,这次出这么远的门,得到这么大的荣誉,家里还不得给她认真地做上两个好菜,送行一下?

    吃饭的时候,放着肉的抓饭,放在卫生局干部的面前,里面有两三块指甲大的肉,另一盘子没有肉的拿在了刘玉莲自己手里--她要把她认为的好东西都拿给客人。

    后来提起来,卫生局的干部还在感叹:没想到刘玉莲家那么穷,也想不到她就是当了那么大的典型,心还是那么纯净。

    刘玉莲的心素净得让很多人看来,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

    饭桌上,领导正在向全桌发表讲话,所有的人都做出认真聆听的样子。唯有刘玉莲,正在这个当口端个酒杯站起来,绕过整个桌子走过来,给她想敬酒的人敬酒,全然不顾领导的脸色。

    刘玉莲获奖后,哈密市政府拨了一笔款,准备给她修一下房屋,不让她再住在土坯房子里。

    施工队来了。没想到,刘玉莲张着两臂拦在了房门前。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这时,刘玉莲说,房子不能修,要修,我自己攒钱修。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如果政府给啥我就要啥,我成了什么人了?

    那次刘玉莲是真急了,她一下子哭了。

    刘玉莲接受了所有的荣誉,但推掉了所有的奖金。这一点让政府机关相当地头疼,于是,动员刘玉莲接受政府的美意,便成为了当地干部反复需要做的工作。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刘玉莲或者说“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或者说“我自己有手有脚,可以养活自己啊”……

    温和的刘玉莲甚至“警告”家里人:“不准要!” 总之拒绝。

    既然刘玉莲那么看轻金钱看重荣誉,干部索性对刘玉莲说,你是个典型,典型人物日子过得苦,那不是给党和政府脸上抹黑?

    刘玉莲这才别别扭扭地勉强答应。

    成为典型后,刘玉莲的低调和一如既往的努力,从来不提任何个人生活上的期望,让当地政府官员感慨万端。哈密市卫生局局长曾经在全市医疗系统大会上问出席会的人,一个在农村呆了40多年的乡村医生,成为全国知名的典型,无论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从不找领导提任何要求,你们有几个人能做到?

    女局长冲着台下说,你们各位谁不比刘玉莲学历高?谁不比她技术好?当前医患关系那么紧张,刘玉莲一个乡村医生那么受农民热爱,这一点还不值得大家想想吗?

    虽然是汉族,但自幼生长在维吾尔族聚居区,用新疆的话说,刘玉莲的举止做派完全“民族”化了。

    她一年四季穿裙子,即使是冬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气温。少数民族妇女爱修饰的习惯同样也传染了她:刘玉莲每天佩戴首饰,哪怕是一条不太值钱的项链,她也认真地戴上,然后给自己化妆。

    这一点与汉族地区生长的乡村医生十分不同,也与同样生长在农村,与刘玉莲年龄相仿的花甲老人不一样,刘玉莲的身材和相貌,再加上打扮,可以说十分出众。但只要有人夸她漂亮,刘玉莲就会毫不掺假地自谦:“丑死了,好看什么?”

    刘玉莲的举止和礼貌,也与维吾尔族妇女十分相似。在北京,坐电梯的她,一次又一次地把身后的人让进电梯,看到没有人了,自己才最后一个走进电梯厢。同行的人后来提醒她,不要老让了,电梯会关门走掉的。

    刘玉莲第一次去北京领奖的时候,得知“丫头”要从北京开会回来,全村的人一早就在村头上等,敲着鼓、跳着舞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刘玉莲的家门口。

    乡亲们说,“丫头”出名啦,我们不让“丫头”离开我们村。

    在行医几十年中,刘玉莲有数次机会离开这个村子,去乌鲁木齐或者别的地方生活。有一次,因为二堡村生活环境恶劣,政府曾有意将部分村民搬到别的地方去。那一次,刘玉莲的丈夫甚至把搬家后耕种的土地都平整好了。

    最后还是被村民们拦住了。二堡村的村民说,别人可以走,“丫头”不能走。政府如果非要把“丫头”调走也行,那就再派一个像“丫头”一样好的医生来。

    刘玉莲的卫生室重新翻盖了,要起个名字。刘玉莲说,叫玉莲卫生室吧,我让大家叫了一辈子“丫头”,以后年纪大了,难道还叫“丫头”不成?维吾尔族老乡都说,就叫“丫头”卫生室,我们就喜欢这个名儿,不改。

    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刘玉莲都会准时来到卫生室,打扫、消毒,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再等着一个个前来问诊、取药的病人,哪怕是凌晨刚刚下了火车回到家中。

    新疆的早晨,天亮得晚,八点钟只相当于内地的五六点。过去,刘玉莲的卫生室只有她一个人,也没有人监督她上下班是不是迟到早退,更没有人盯着打卡扣工资,她服务的对象,也只有自己村子的群众,最多只有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但是,这个乡村医生,40多年来,却用如此自律的方式迎接她职业的每一天。

    刘玉莲经常提起业已去世的父亲。

    父亲那时在生产队里看瓜,可刘玉莲从来没有吃到过父亲看的瓜。一天,家里人赌着气想吃瓜,打发最受宠爱的刘玉莲向父亲要。

    父亲看了看女儿,低头钻进瓜地,捧出一个烂了半边的西瓜,把坏的地方削去,放进刘玉莲捧着的小锅里。

    父亲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从父亲那儿,刘玉莲知道了什么叫做无私。

    刘玉莲说,要是父亲还活着,知道党和政府给了女儿那么大的荣誉,看到她现在经常站在台上领奖,不知该有多高兴。

    说罢,眼眶中盈满了泪水,她使劲儿忍着。

(责任编辑: 陈贵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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