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标烈士

毛福轩烈士

文绍珍烈士

李治邦烈士

汪裕先烈士

齐国庆烈士

邓中夏被捕时化名“施义”，监狱拍照，邓中夏横眉冷对。

    清明时节的南京雨花台，山冈肃穆，松柏青青。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革命烈士陵园。从1927年到1949年间，雨花台成为国民党统治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场，数以万计的烈士在此牺牲。雨花台自此浸透烈士们的鲜血，时时撞击着我们的记忆。

    清明是让人追思先人的节日，然而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那些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他们的亲人在哪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追寻，雨花台只与80余位烈士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更多烈士的亲人，也许至今还不知道亲人的殉难之地……

    今年清明，雨花台烈士陵园委托《现代快报》联合全国20多家主流媒体，发起了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烈士后人的活动。历时近一个月，“烈士寻亲”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数千人参与其中，“寻亲”脚步遍及半个中国。

    这一声雨花台烈士亲人的“集结号”，传递出的温情感动大众，也召唤着一种精神的回归。

    十万先烈仅1519人留名

    文化震(1902-1927)：贵州贵阳人。南京东南大学学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工人部部长。1927年3月任市总工会总务主任兼秘书主任。1927年4月10日被捕、牺牲。

    周执中(1902-1937）：四川内江人。1916年，在内江县立中学就读。1926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秘密前往上海。1934年8月，在浦口进行革命工作中遭叛徒出卖被捕。1937年死于狱中。

    杨桐恒烈士（1906-1931） 四川宣汉人。

    刘雪亮烈士（1908-1931） 四川泸州人。

    ……

    今年的3月13日，南京《现代快报》等全国20多家报纸同时刊登出了69位雨花台烈士的简略生平。这是一份烈士的“寻亲启事”。各报报道此事的稿件中，都在结尾写明“如果您是烈士的亲人，或者您知道他们的相关信息，请与我们联系。”一声雨花台烈士亲人的“集结号”就此吹响。

    这份“寻亲启事”能够提供的烈士资料是如此简略，以至不少烈士只有籍贯和生卒年，甚至有些烈士的生年还打着问号。而这，在雨花台烈士中，已经算得上“资料详细”了。69位烈士，也仅仅是雨花台烈士少之又少的一小部分。

    1927年以后，雨花台沦为国民党统治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场。无数爱国革命者从全国各地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在这里遭到杀害。其中有恽代英、邓中夏、罗登贤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有领导江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侯绍裘、张应春、许金远、陈振等等。但更多的烈士，由于历史久远资料湮失，只能是“英雄无名”。

    青山有幸埋忠骨，可究竟多少烈士魂归雨花台？没有人能够说得清。从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建设之初，这个数字一直被人寻找、求证，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答案。一个普遍被人接受的说法是“十万烈士”。

    半个世纪过去了，留存在今人记忆中的雨花台烈士，已经成为一个模糊的英雄群像。十万先烈中，仅1519位烈士有名有姓，且绝大多数只有一个名字；有籍贯、年龄等基本情况的，仅163位。

    就是这1519个名字，能够找到也殊为不易。纪念馆记录在册的一名烈士叫做“杨小二子”。工作人员在繁多的卷宗中曾查实这个名字出现在某案被杀害的革命者名单中，当年的《民生报》也记载有这个烈士。但是，这“杨小二子”籍贯哪里、出生年月、生平革命事迹，甚至这个名字究竟是真是假，工作人员就无法得知了。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杨小二子”可以说是馆内绝大多数烈士的共同名字。

    烈士资料的稀缺，一直是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不能释怀的深深遗憾。纪念馆副馆长向媛华说，各种档案中的记录、历史资料中的痕迹记录下一些烈士，但很多烈士只存在于亲人、战友的记忆之中。

    雨花台烈士陵园自1950年奠基以来，就一直在寻找、征集着牺牲在这里的烈士资料，也在寻找着烈士的亲人。因掌握资料、寻找途径有限，只找到80余位知名烈士的亲人。

    雨花台烈士牺牲的时间段跨越1927年至1949年，最早的已过81年，最晚的也有近60年。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能够对烈士保留着直接记忆的人也越来越少。找到他们，也就变得越来越急迫。

    当今年的这次“寻亲启事”发出之时，究竟能够得到多少的回应，雨花台在静静地等待。

    寻亲名单上的69个名字

    每年清明节，在雨花台数以万计的缅怀先烈的人群中，都会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长眠在这里的烈士的亲人。

    然而，在雨花台能够考证出的1519名烈士中，能够有亲人常来凭吊的只有80余位。

    “原因种种。”向媛华说，“因为烈士们大多投身危险和秘密的革命活动，很多家人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经遭到杀害成为烈士；而有的烈士牺牲时可能不足20岁，没有直系后代；也有一些烈士们的后代也已作古，其他亲人又有迁居等变更，最终与雨花台失去了联系……”

    那些长期没有亲人祭扫的有名姓的烈士，是否还有亲人在守望？他们的亲人，是不是还不知道他们魂归何处？人们寄望这次寻亲能够为生者和逝者建立起联系。

    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有些烈士在人间的血脉联系已经中断了。

    1987年，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增加了一位烈士事迹的陈列，他的名字叫许包野。此时，距离许包野牺牲已经过去了52年。烈士能够被确认，归功于他的最后一位亲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守望。

    烈士资料中记载，1920年许包野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攻读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5年。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连遭敌人破坏，党中央调许包野任江苏省省委书记，领导恢复和重建江苏省委机关。同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遭敌人破坏，党中央又调许包野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许包野领导河南省委坚持斗争。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许包野在河南被捕，被解往南京，同年牺牲在雨花台。

    在革命生涯中，许包野只在1932年短暂回家，与亲人相聚了10天。此后便杳无音信。他的妻子叶艳萍则一直在汕头的家里等候着丈夫的归来，这一等就是半个世纪。

    直到1982年，叶艳萍身患重疾，自觉不久于人世，这才给当地党史部门写了封信，寻找许包野的下落。广东、江苏、河南、厦门几家的党史部门，加上雨花台纪念馆的人员，几方共同联络，从中整理线索，终于在1985年确认他已于1935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叶艳萍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不久溘然长逝。许包野的最后一位亲人也离去了。

    烈士身后有爱人守望半个世纪，并终于将英名写入史册，这该算烈士之幸；而烈士亲人半个世纪的苦苦等待，该算什么呢？坚贞、伟大、浪漫，也许还要加上浓重的悲情。

    寻找烈士亲人，也是为让这种悲情不再上演。

    雨花台的十万烈士中，只有那163位资料较为充实的烈士能够为后人留下一些寻亲的线索。其中69位烈士亲人长期没有联系或者从来没有联系上过。他们被列入了此次“烈士寻亲”的名单。

    为扫墓，全家人攒了7年钱

    其实，雨花台烈士陵园对烈士亲人的寻找，历经50多年风雨从未中断。从建馆之初的20几位烈士生平，一直到现在的1519个名字、163位烈士资料，全靠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几代工作人员一点点收集而来。

    原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长张逸1968年到这里参加工作，1978年起担任馆长，直至1998年退休。他说，雨花台烈士陵园是一个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经费一直捉襟见肘。这么多年来，惟一不受上限控制的，就是寻找烈士资料的费用。他当馆长的那些年，每年至少有半年是在出差。现在能联系到的80多位烈士的亲人，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都亲往寻访过。烈士的照片、日记、信件、用过的器物等等，就这样一点点汇拢在一起，逐渐勾勒出一个个活生生的烈士形象。

    只是这一次，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找寻的身影旁，有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目光，有了全国20多家主流媒体的参与。因为这次寻亲，在丰富烈士资料的工作任务之外，还要把烈士亲人请来，在清明节共同祭扫先烈。这是对先烈英灵的告慰，也是对烈士亲人情感的抚慰。人们从寻亲之中，感受到了温情，完成了一次对英雄精神的追寻。

    是什么因素把这次烈士寻亲活动上升到情感关怀层面？雨花台烈士陵园和发起这次活动的《现代快报》，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去年的清明节，一位烈士的亲人来雨花台祭扫时带给了人们的深深的心灵触动。

    这位烈士叫李治邦，1907年出生，贵州郎岱县（现六枝县）人，1932年成为共产党员，曾任共青团法南区军委秘书、江苏省军委秘书等职务。同年在上海被捕，1933年3月被押解到南京，牺牲在雨花台。

    1998年，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改造，工作人员曾特意到李治邦家乡征集遗物。

    闻慧斌和朱晓华就是当时赶赴贵州的雨花台陈列馆工作人员。当他们几经辗转，找到了烈士亲人的住处时，发现烈士一家几乎家徒四壁，“住的是以前的老屋，至少上百年了。屋子里空荡荡的，也没什么东西，看上去就知道经济条件不太好。”

    过去了这么多年，李治邦留下来的东西寥寥无几，但与他有关的每一件物品，家人都仔细地保管着。老照片、马灯、油灯，还有一个破旧的皮箱是李治邦在外地读书时用过的。烈士之子李燕新将父亲这几件遗物捐了出来。闻慧斌还清楚地记得，这位老人很开朗，见到他们特别激动，想要一起来南京“给爸爸上个坟”，但由于身体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事隔两年，李燕新也去世了。

    直到去年的清明节，李治邦烈士百岁诞辰，已经72岁的烈士儿媳熊广华，才带着一家七口，从贵州六盘水市六枝县郎岱镇的山区赶到南京凭吊烈士。事后人们才知道，为了这趟酝酿多年的扫墓之行，这家人攒了7年钱！

    当时报道此事的《现代快报》记者孙兰兰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纪念碑前凭吊过烈士，走到半路，熊广华突然停了下来，说：“还没照相呢。”儿女们犹豫着，回头看看高高的台阶。二女儿李兰萍低声问孙兰兰：“能给我们拍张照吗？我们没有相机。”

    从家乡到南京，要坐汽车到县城，转汽车到贵阳市，再坐上48个小时的火车，才到南京。一个人的来回车票就要900多元，再加上吃住，7个人就是一万元钱。为了攒这1万元，一家人省吃俭用了7年，完成了李燕新去世时的遗愿。

    一年之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策划了清明节的“烈士寻亲”活动。当他们把这一计划告知记者孙兰兰时，李治邦烈士一家为一次祭扫攒7年钱的辛酸一幕再次浮现在她眼前。

    她马上将此事汇报了报社领导。领导也深为烈士亲人的境遇感慨，是不是还有烈士亲人面临同样窘境呢？一次紧急召开的策划会，把往年可能是例行的新闻稿，放大为一次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烈士寻亲活动。

    媒体加入寻亲行列

    雨花台烈士陵园最初设想的“烈士寻亲”，是清明节系列凭吊活动的一部分。当他们把这个活动通知媒体时，是想借助媒体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寻找到烈士的亲人。但他们能够做的，也只是把烈士名单交给了南京的4家主要媒体。

    “烈士寻亲”的接力棒在《现代快报》手中扩散开来。《现代快报》将烈士名单按照籍贯分类，并以此联络到烈士家乡的主流媒体。考虑到烈士资料需要留存以便查找，第一批互动的媒体是7家报社。

    3月13日，8家媒体同时刊登雨花台烈士的资料，代表雨花台发出召唤：“烈士的亲人，你们在哪里?”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长计建平说，当初借助媒体，主要是想把信息尽快传送出去，没想到能引起那么大的关注。

    《现代快报》编委倪治清说，其实我们对能够寻找到多少烈士亲人预期并不是太高。毕竟时间太久了。69个，如果能找到10个，我们已经觉得很成功了。

    而“烈士寻亲”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活动发起者的预料。

    继平面媒体之后，网络媒体加入进来了。新浪网、江苏都市网都推出了专题。

    电视、广播媒体加入进来了，央视《共同关注》、《新闻会客厅》两个栏目都派记者全程跟拍寻亲活动进展。

    加入寻亲的报纸队伍还在不断扩大，《江南都市报》、《重庆晚报》、《三晋都市报》等报纷纷联系《现代快报》，共同为烈士寻找当地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