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０年前的１０月１５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前夕，毛泽东同志曾亲笔致函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相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这位被毛主席誉为红军“干才”的传奇人物就是红六军团军团长、开国上将陈伯钧。

    （一）

    何以称陈伯钧“干才”？纵观陈伯钧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是实干、苦干、拼命干起来的，长征前历经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开辟赣西根据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他英勇作战，多次负伤，又经过万里长征的千锤百炼，终得锻造成红军之骨干、将才！红军长征时，年仅二十几岁的陈伯钧，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十三师师长、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四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他从江西中央根据地出发，直到将台堡三军大会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路线，曾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在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红军高级将领中，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还有彭绍辉、黄火青、李干辉等）。

    更难能可贵的，陈伯钧当时是受“左”倾路线迫害降职之后步入长征的。早在１９３２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２２岁的陈伯钧就担任了红十五军军长。１９３３年１月升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同年８月，由于对反“围剿”中红军最高领导层“左”倾错误指导的不满，他曾上书红军总部陈述自己的意见，遭到“左”倾路线的批判，１０月初被降职为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不计个人荣辱，率领红十三师六千官兵连续打了十余场胜仗，被中革军委命名为红军主力“坚师”。毛泽东闻此消息，不禁赞呼：“十三师万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８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背景下，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他指挥的十三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最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抵达湘江前，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他送来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的一封信，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十三师指战员前仆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１９７２年在北戴河疗养时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血战湘江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军团、八军团和十三师的三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复调五军团接替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期间，陈伯钧因腿伤复发在遵义开刀作手术。会后正值红军三渡赤水到茅台，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领五军团掩护全军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又掩护大军南渡乌江。乌江战役中，陈伯钧亲自指挥五军团殿后部队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小时阻击战，才将追敌击溃。由于五军团担负全军殿后任务，在长征中，五军团一直担当全军后卫，沿途抗击追敌，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浴血奋战，功勋卓著，陈伯钧也因此有了红军“铁屁股”之称。

    （二）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陈伯钧调任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他坚决拥护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红军北上的正确方针，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１９３５年９月左路军南下途中，他听到一些受张国焘影响的同志关于两个方面军起纠纷、闹矛盾的错误议论，深为愤慨，９月８日直接找到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当面提出要他“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复革命，庶几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推托敷衍，陈伯钧受到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一些人围攻，惯于耍两面派的张国焘一方面安抚陈伯钧，同意其调离九军，一方面纵容亲信把陈的坐骑、望远镜扣下，打其马夫，整其警卫员，逼使他只身离开九军。

    后经再三交涉，陈伯钧才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力荐下，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１日，陈伯钧带病到四方面军四军任参谋长。３月初，指挥陈锡联任师长的十一师作战、筹粮，侦察北进道路。４、５月间，他在瞻化积极争取少数民族首领，打开了群众工作的新局面。陈伯钧胸怀宽广，能打仗、能训练、能讲课，深得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护且视为知己，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实干精神，加深了周围同志对于中央红军的认识。

    １９３６年６月初，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率先头部队与四方面军部队接触初期，听到的多是关于一方面军的负面消息。直至６月１７日，陈伯钧所在的四军与六军团会合后，多年不见的老战友重逢，连续两个夜晚，肖克、王震听陈伯钧详谈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随后将真实情况打电报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汇报，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和欺骗。７月４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任弼时、刘伯承会见陈伯钧并通知他调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任军团长。此后，陈伯钧与王震率领六军团征战数月，终于在１０月１８日与一方面军一军团胜利会师于甘肃老君坡。

    （三）

    是什么力量使红军“干才”陈伯钧能经得起磨难，受得起委屈，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屡建奇功的呢？正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用粟裕大将的话说，就是“他对革命充满信心并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陈伯钧是个天生的乐天派，自幼追随革命真理，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他在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出校，继而与罗瑞卿、程子华等进步青年于１９２６年共同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武汉分校学习，在军校他经常听邓演达、恽代英讲课，也听过毛泽东来校讲演。他酷爱读书看报，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于１９２７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伯钧的哥哥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后当将军），１９２７年曾劝其脱离共产党、改效国民党，但被其断然拒绝。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陈伯钧等随部自武昌欲奔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达，随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从此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由排长、连长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长征途经四川时有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真实情节，陈伯钧带着红军后卫部队在前面边打边退，他在川军中一个当国民党将领的哥哥领着川军在后面紧追，两军交兵，兄弟俩因为各自信仰不同兵戎相见，私情丝毫未能动摇陈伯钧坚定的理想信念。随意将陈伯钧在长征中的日记择一篇读来，都令人感悟颇多。１９３５年６月５日记述：“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杂，烂泥殊深，攀葛附藤，举足难进。骏马走骡死伤十匹以上。太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虽生长蜀中，过去尚不以为然，至此，方证实。这亦证明我工农红军无坚不摧，无险不克！敌人梦想我步太平天国石达开之后尘，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这亦是我战略指导之机动与神速、战士之坚信勇猛所致。”字里行间透露着散文诗般的如画意境，把长征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全然挥斥一边，处处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红军必胜的坚定信念。

    写日记，是陈伯钧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良好习惯。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陈伯钧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除了生重病的１９３５年底、１９３６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都一天不落的坚持记日记。有时作战紧张实在没有空隙就过后补写。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颇为完整的红军长征日记。这部日记真实地记载了那个艰难岁月的天时、地利、民风、我情、敌况，从每日行军的里数，到每次难忘的战斗；从身经百战的真实记录，到马背攻读的心得体会；从蒙冤受屈的抑郁心志，到庆祝胜利的欢快时刻，无不行云流水般地舒展于他的笔端，成为记录我党我军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一部信史。也正是依据自己的日记，陈伯钧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为我党我军绘制了第一幅较为精确的红军长征路线图。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在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领导工作期间，还多次讲军史、讲长征，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２００２年１月，《陈伯钧日记·文选》正式出版，作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必将永垂青史。（罗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