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再平凡不过的中年夫妻，携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为盲人讲电影的“影院”，分文不取。

讲起电影来，大伟总是全情投入。 吕林荫 摄     

    他们爽朗地笑，高声打着招呼，敲打盲杖，热烈拍手

    北京，鼓楼西大街79号，一座不起眼的四合院。

    一个周六的早晨，刚过7点半，小小的院落里就人来人往，渐渐热闹起来。

    时秀清，40岁模样的中年男子，穿着橙色的T恤，第一个坐进四合院东侧的一间屋子里。他就挨着门边坐着，半侧着身子，努力地倾听着什么。

    “来得真早呀！”这儿的工作人员跟他打招呼。

    “怕路上塞车，赶不上电影的开头。”他笑着搭话。

    记者也走进去，跟他打招呼，边自我介绍，边习惯性地伸出右手。哦，差点忘了，他是一位盲人。“我们握个手吧！”我说。他有点惊讶，然后很快也伸出了右手，用力地握了握，又握了握，再握了握。握手的时候，他没有说“你好”，而是说了三遍“谢谢”。

    时秀清来这里一趟要花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算住得近的，有住在通州、昌平的人，单程就要两三个小时，下雨下雪天，路就更难走了。

    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自愿来帮忙的志愿者们一趟一趟往返于公交车站和四合院之间，把盲人搀扶进来。

    “给我挑个靠前面一点儿的座位吧。”盲人们总是这样要求。

    听到相熟的朋友到来，先来的人就用力地击掌，或者使劲儿拍着身边的空位，告诉朋友自己的位置。后来的人就喊着“来了来了”，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快到9点的时候，不足30平方米的屋子里已经挤进20位观众。他们爽朗地笑，高声打着招呼，敲打盲杖，热烈拍手，偶尔还夹杂着报时手表发出的“现在时刻×点×分”的声音。人声鼎沸。

    工作人员忙着调试音响设备、投影仪，而志愿者们则要在一片嘈杂声中迅速判断“求助信号”，然后跑过去帮助盲人解决问题，有时候是要喝水，有时候是要去厕所，有时候是要调换座位。

    一位盲人拉住我说：“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们自己都能独立做到。”

    “那为什么还要举手找志愿者？”我问。

    “有人热心地帮助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他说着，像孩子一样笑起来。

    这时，电影的主讲人王伟力到屋子门口张望了一下，嘴里嚼着沾了辣酱的白馒头。电影还没开讲，一家媒体的摄像机已经架起来，几位记者围了上去。大家都叫他“大伟”。

    他两三口咽下了馒头，问了一声时间，一边回答记者的问题，一边忙活起来。

    投影仪调试完毕，音响开得比较小声，今天要讲述的影片已经开始预播，片头的配乐缓缓流淌，盲人们争相打听起电影的名字来。

    在一块白板上，写着“今日电影：《海啸生死恋》”，这是一部美国影片，又被译作《云和山的彼端》，一部大伟喜欢的电影。

    一个转身，他站到了窗台前，用又粗又黑的记号笔往一张白纸上写着什么，还时不时地翻看笔记本。“克里波奇、吉恩、法基”，他写下一连串外国人名，“记清楚人物很重要，这是给自己一些醒目的提示。”

    他手脚麻利、动作娴熟，提示字条、麦克风、遥控器，一切准备就绪，电影就要开场了。

    大伟说，来这里的人，都是用心“看”电影的

    无需清场，也不用暗灯，这家特殊的影院开始了第73次放映。

    为了把影院开下去，大伟和妻子郑晓洁花完了最后一点积蓄，连房子都搭进去了。如今，一家三口把影院当成了家。

    已经不用寒暄了，大伟站到观众面前就开始介绍起影片的背景资料。这是一部传记式的影片，讲述一位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在陌生的太平洋小岛上，面对文化冲突、信仰危机和生死考验时由脆弱而坚强，由踌躇而执著，在生命的试炼中勇敢前行的故事。这类情节推进相对舒缓的影片，正适合给盲人讲。

    站在大屏幕前的大伟，显得有些憔悴。前一天，为了录制一档电视节目，他在录音棚里被整整“烧烤”了一天。面容憔悴，声音却依然饱满。

    此时，大伟的妻子郑晓洁正从屋子门口经过。她听不了这场电影了，因为要去给盲生们上广播节目制作的辅导课，就在“电影院”边上的一间小阁楼里。

    这天一共来了28位盲人观众。座位紧张，连挨着墙摆放的几张旧沙发上都挤满了人。

    过去，大伟一直用21英寸的彩电放电影，这回用上了刚刚“不惜血本”添置的投影仪。虽然盲人看不见投影仪的大屏幕，但他们得知那是100英寸的影像，跟真的电影屏幕差不多时，都格外兴奋。这也给正在学习讲电影的志愿者们带来了便利。

    再加上一台DVD播放机，一组大伟觉得“很不错”的音响设备，一个正夹在大伟左脸侧的扩音话筒，影院的家当就是这些。影院的其他配套设施则更“寒酸”，空调的挡板已经掉下来，椅子大多是木板的，沙发都是破了皮的。

    可这些并不妨碍大伟的自豪。再简陋，这也是全国首家专门为盲人开设的影院，并且已经坚持了两年多。他给自己的影院起了个别致的名字———心目影院。他说，来这里的人，都是用心“看”电影的。

    “影院”里很挤，除了观众和志愿者，还有专门来学讲电影的讲解员，有好几家媒体的记者。因为投影仪屏幕安在音响器材的对面，电影开场后，大伟就坐到了“影院”的最后一排讲解。时不时地，有志愿者来回走动，有照相机、摄像机镜头探出来，大伟的视线频频被遮挡，但他流畅的讲解丝毫没有被影响。

    大伟坐在一把略高的椅子上，一手握遥控器，不时调节音量，以配合自己的解说，另一只手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偶尔瞄一眼，提醒自己不要说错了角色的名字。因为是白天，又亮着灯，屏幕上的画面色彩很浅，有时候连字幕都无法清晰辨认，更不要说人物的细小动作了。这给大伟的解说带来了很大难度，可他就是不慌不忙、一个镜头不落地讲了下来。对白一停，大伟的声音就会响起来。

    “事先要花不少功夫吧？”事后，我问大伟。

    “至少得看三遍。”大伟只淡淡说了一句就转移了话题。这是大伟讲述的第一百多部影片了。

    “别开玩笑了，谁会给我们这些瞎子讲电影啊！”一句话，把郑晓洁深深刺痛了

    “盲人需要‘看’电影吗？”带着许多普通人都会有的疑问，在前一天晚上，一下飞机，我就直奔“心目影院”而去。

    在黑黢黢的院子里，我没有找到大伟夫妇，却找到了一位长期驻守的志愿者申权，小伙子二十出头，热情而充满朝气。他递来的名片上，没有他自己的名字，却有一个用盲文写下的电话号码。“这是我们中心的电话号码，盲人有困难随时可以打来。”

    申权口中的“中心”，就是大伟夫妇一手办起来的“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义务为残障人士服务。最初，郑晓洁在参加业余自学考时，被班上一位肢残女孩的顽强所感动。教室在二楼，每次上课，女孩都要靠双臂的力量，艰难地爬上楼，可她还是坚强地、笑着完成了学业。

    生命的尊严让郑晓洁深深震撼，她开始关注残疾人的命运。2003年，她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做起了一档讲述残疾人故事的栏目，叫《生命在线》，拉好的赞助在最后时刻变卦了，她不放弃，自掏腰包做下去，这个栏目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个人出资的公益类电视栏目。一年下来，几乎耗尽了积蓄，但她却丝毫不后悔，还把经商的大伟也拉了进来。大伟答应放下生意，帮她半年，可谁知，这一帮就收不了手了，一直干到现在。

    2003年，他们用做生意积攒下来的最后积蓄建立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盲人成了最让他们牵肠挂肚的一群人。     

    晚上9点，在演播室累了一天的大伟夫妇回来了，还空着肚子的他们破天荒地提出“下馆子”，申权颇为惊讶。这天，大伟当选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联想奥运火炬手”之一，他一脸疲惫却又异常兴奋。

    饭桌上，我凭着记者的职业习惯，以各种方式“挖掘”他们的“丰功伟绩”，而这对夫妇却一次又一次地把话题绕到被他们关怀的人身上，一次又一次，一直讲到饭桌上的每个人都红了眼圈。

    是大伟的第一位观众，让他激动了，感动了，决定了。

    2004年初夏的一天，郑晓洁邀请一位盲人朋友来家里做客，正巧家里刚开始放美国大片《终结者》，大伟一时兴起，就给盲人朋友讲述起电影画面来。电影结束，大伟累得口干舌燥，身边的朋友却突然站起来，抱着大伟一个劲地转圈。只见，那朋友的额头、鼻尖满是汗珠，激动地喊着：“我‘看’懂了，我‘看’懂了！”大伟知道，他的口干舌燥，换来了一位盲人生平第一次“看电影”的美妙经历。

    大伟夫妇开始四处打电话询问盲人，愿不愿意听人“讲电影”。一位盲人说：“别开玩笑了，谁会给我们这些瞎子讲电影啊！”一句话，把郑晓洁深深刺痛了。

    谁说没人会讲？大伟夫妇一咬牙，真就把“为盲人讲电影”这事儿张罗起来了。

    是观众的改变，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件意义非常的事。

    刚开始讲电影的时候，再冷的天都不敢关门，因为人多，屋子里味道很浓。几个星期过去了，来“看电影”的盲人穿着越来越整齐，室内的空气也清新了许多。听着大伟的讲述，他们哭了，他们笑了，他们高兴地蹦起来，他们难过地埋起头，他们“看”懂了电影。他们开始关心时事，开始询问“我这样穿衣服好看吗”，有人帮助时开始大声地说“谢谢”，他们开始用电影里的真善美关照自己的生活，许多盲人乐观、开朗起来。

    在一个盲人BBS上，有人这样留言：高中毕业那年，我完全看不见了。现在连做梦的时候都不再有画面。我总是在夜深的时候，一遍遍回忆着曾经学过的方块字，生怕有一天连它们都从脑海里消失。可是那天夜里，我在网上听到了《心目影院》节目，是大伟讲电影的声音，让我又“看见”了天空是蓝色的，太阳是耀眼的，绿树红花，还有爸爸妈妈的模样……我会好好活下去！我要好好活下去！

    这些细小的变化，让大伟夫妇真心地快乐，他们把一群几乎被社会遗忘了的人，又重新拉了回来。     

　　只要诚实而善意地描述画面，就可让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灵也感受到生命的尊严

    一个星期讲一次，太少了！

    一次最多容纳三四十人，太少了！

    如果仅仅依靠讲电影，太少了！

    此时，大伟正在用生动的语句勾勒画面。电影已经进入高潮，小岛遭遇了海啸，生灵涂炭，年轻的传教士奄奄一息。几位听众头倚着盲杖，重重地叹息。

    透过照相机镜头，我看到大伟还在卖力地讲着，耳边却是他昨夜一直念叨的“太少了”。

    我知道，他们做的已经很多。

    除了每周六现场讲电影，他们还每周一次通过电台播放广播节目《心目影院》，听众已经超过75万人。

    除了讲电影，郑晓洁还免费培训了十多名盲人学员，教他们编播广播节目的基本技能，其中有4人已经拿到了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他们的人生从此改变。

    他们带着盲人去触摸长城，许多人因此实现了人生中第一次远行；他们到山东最贫困的沂蒙山区，给当地盲人讲残疾人保障法，使他们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乘公交车免费的问题；他们免费培训志愿者，甚至到各地去教人们开办盲人影院……靠个人的力量做这些事，真的很累。好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其中。

    我问大伟，辛苦了这些年有没有让他流泪的瞬间，他想了一下，开始诉说。原本以为会是某位盲人因为他们的付出而说了让人感动的话，或是某位学员用刻苦奋斗来报答他们父母一般的慈爱。不是，都不是，是那一次他们的善良被人利用来套取公益资金。

    大伟发现后，立刻中断了与那位“好心人”的合作，可“红丹丹”也因此遭受了重创，资金全部撤走，谣言四起，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连最小一间屋子的房租都交不起，几乎陷入绝境。兼任“厨师”的申权说，那年冬天的伙食，除了白菜炖豆腐，就是豆腐炖白菜。

    突然间很心疼，像他们这样执拗的人，不应该经历那样的失望。幸好，他们足够坚强，在困顿中挣扎了一个冬天，始终没有放弃。

    就像正在播放的电影里年轻的传教士，在生存希望最渺茫的时刻，始终没有放弃，他等来了生命的下一个春天。

    电影结束了，按照惯例，大伟和着片尾的音乐念完了他的结束语。观众带着满意的笑站起来，鼓掌，然后又要赶很远的路回去。大伟夫妇很想留他们吃午饭，却掏不起这笔“巨额”的饭钱。

    这时，大伟已被一群记者团团围住。来采访的媒体太多，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回答同样的问题。他说，如果他站出来说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关注盲人，就会有更多的人帮助他们。

    “为什么？”“为什么？”一拨又一拨的记者总爱追问。大伟只好拿“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应付。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善良不需要理由。

    “他们孱弱，他们愤怒，他们无助，他们孤独，对他们而言，我们是强者，那就去关爱，去帮助。”这对夫妻，是在用愚公移山一般的精神，努力给盲人一点光，努力改变着并不完美的现状。

    虽然，电影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在干“杯水车薪”的傻事，但大伟相信，只要足够认真，足够努力，只要他执著地拿着话筒，诚实而善意地描述画面，就可以让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灵也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光辉。

    走出“心目影院”的时候，记者终于明白了。记忆中，我的爷爷笑得最灿烂的那次是因为什么。我的爷爷也是盲人，后天失明，可惜，他再也没有“看见”电影。

    19年前，那个晴朗的午后，在儿童乐园里，我用一个5岁孩子的贫乏词汇，竭尽所能地描述着我所看到的一切，草坪、天空、滑梯和滑梯上的孩子们。我讲得很不好，可爷爷却笑得好开心，已经没有视力的眼睛，闪着光。

    原来，让盲人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光辉，可以如此简单。（记者 吕林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