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山东诸城农村“二公里服务圈”和云南布朗山下“边疆解‘五难’”的材料，情思未阑，觉得两个案例大有深意。它们至少有两点政策含义：

    第一，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增加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而且普天之下，再偏远的地方也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我国地域辽阔，偏乡远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还很不方便。比如，这些地方的农村文化生活就非常贫乏，农民兄弟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自然古朴的生活里完全没有文化的新意。现在政府着力解决农民文化生活“五难”，乃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第一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新型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看到新农村建设的希望。我们的善政之光就是要 “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这里面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第二，要搞好农村公共品服务资源的合理布局和配置，加快农村社区服务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农村服务网络直接关系到农民幸福与否，绝非小事。诸城农村“二公里服务圈”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充分发挥了社区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新农村中的作用，充分调动和激活了基层公共服务资源。它并没有额外增加多少财政负担，却显著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效率，极大地便利了农民，受到了农民欢迎。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诸城农村的“二公里服务圈”就是切实有效的实践。预计，今后几年将是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大发展时期，诸城的做法显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中国社科院农村所　李成贵）